1912年农历二月初二，当湘西大地还残留着春节的余温，周家发布的“中立公告”如一声惊雷，划破了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的阴霾。
这份公告不仅让湘西暂时避开了外部战火，更开启了周家以家族之力经营一方、建设家乡的新篇章。
周家深知，仅靠武力无法长久稳固政权，构建民众对新政权的认同感、完善内政体系、吸纳各方人才，才是湘西长治久安的关键。 旗帜为魂：构建湘西政权认同感 在近代中国，旗帜是政权的重要象征，承载着一个地区的精神内核与价值取向。
1913年1月，湘西在内政改革中迈出了关键一步——确定“九星向日旗”为湘西地方旗帜，这一举措正是主角周青云基于前世现代政治认知，为构建新政权认同感提出的核心建议。
周青云清楚，清末民初的中国，各地军阀割据，政权更迭频繁，民众对“国家”“政权”的概念仍模糊不清，尤其是湘西地处西南边陲，民族成分复杂，长期受封建统治与地方势力影响，想要凝聚人心，必须有一个鲜明且易于理解的符号。
他回忆起1911年11月江苏革命军独立时采用的“九星向日旗”，这面旗帜以“九星象征古代九州，太阳代表团结”为核心寓意，其“九州团结”的立国观念既契合传统华夏文化认知，又能唤起民众对“共同地域”的归属感，十分适合作为湘西地方旗帜的蓝本。
但周青云并未直接照搬江苏的旗帜，而是结合湘西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整——在旗帜右下角以正楷黑色粗体大字添加“湘西”二字。这一改动看似简单，却蕴含着深刻的政治考量。
一方面，“九星”的元素保留了与全国革命浪潮的关联性，表明湘西虽宣布中立，却仍是民国体系下的一员，避免被外界贴上“割据”“独立”的标签；另一方面，“湘西”二字的突出，明确了旗帜的地域属性，让湘西民众一眼就能识别出这是“自己的旗帜”，强化了“湘西人”的身份认同。
为了让这面旗帜真正融入湘西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周家出台了严格的推行规定：要求湘西各地政府办公地、学校、军营必须在门口显眼处树立“九星向日旗”，且旗帜的尺寸、悬挂高度、维护标准均有详细章程。
在政府办公地，旗帜需与民国国旗（五色旗）并列悬挂，国旗需要比湘西的“九星向日旗”高约90公分，前者代表地方治理主体，后者代表国家归属，形成“国家-地方”的双重认同引导；在学校，老师会向学生讲解旗帜的寓意，将“九州团结”与“爱湘西、护家乡”的理念融入课堂教学，从孩童抓起培养政权认同感；在军营，每日的升旗仪式成为军事训练的一部分，士兵们在旗帜下宣誓“保家卫国，守护湘西百姓”，让旗帜成为凝聚军心的精神图腾。
这一举措的效果立竿见影。在辰溪县衙门口，当第一面“九星向日旗”缓缓升起时，围观的民众起初充满好奇，待官吏讲解完旗帜的含义后，有人自发鼓掌，有人轻声议论“这是咱们湘西自己的旗”。
在凤凰县的一所私塾改建的新式学堂里，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对着旗帜朗读“爱湘西，如爱家”的口号，眼神中充满了懵懂却真挚的归属感。
对于周家而言，“九星向日旗”不仅是一面旗帜，更是连接政权与民众的纽带，它让湘西从一个地理概念，逐渐转变为一个拥有共同符号、共同理念的政治共同体，为后续的内政改革与人才吸纳奠定了坚实的民意基础。
1913年2月，北洋政府的一纸任命，将周承业推向了湖南政治舞台的中心——任命张孝准为湖南军事厅长，负责组建湖南新军。
张孝准与周承业同为日本士官学校校友，又深知周家在湘西的实力，便向周承业发出邀请，希望他前往长沙担任湖南军事厅次长兼湘西新军督办，协助自己推进新军建设。
此时的湖南，政治局势错综复杂。湘督谭延闿出身官僚世家，虽表面拥护民国，实则注重维护自身权力，对南京政府派来的张孝准处处提防，新军建设计划因得不到地方支持而举步维艰。
张孝准邀请周承业，既是看中他的军事才能与同盟会早期会员的身份，更是希望借助周家在湘西的影响力，打破谭延闿的掣肘。
对于周承业而言，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机遇在于，若能在长沙任职，可将湘西的3个步兵师“名正言顺”地纳入湖南新军体系，为湘西争取更多的政治资源；挑战在于，如何在谭延闿与张孝准的权力博弈中站稳脚跟，既不激化矛盾，又能实现湘西的利益诉求。
周承业抵达长沙后，迅速展现出了开明务实的作风。他深知谭延闿的顾虑，主动登门拜访，坦诚表示“湘西始终是湖南的一部分，新军建设旨在守护湖南全境，绝非为周家谋私”，并承诺“湘西革命军愿配合湖南全省的军事部署，共同抵御外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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