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十几天了。
这是第二天被英语老师拎起来对话了。
阳光斜射进教室，粉笔灰在光柱里缓慢浮沉，一切清晰得让人无处躲藏。
老师的问题像隔着一层厚厚的毛玻璃传来，嗡嗡的，每个单词都认识，连成句子却变成了无法破解的密码。
我的嘴唇翕动了几下，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血液冲上耳膜的轰鸣。
“……I……” 我挤出一个音节，喉咙发干，“……I don’t know。”
我实在不知道答什么，也厌倦了那种在众目睽睽下绞尽脑汁拼凑残破句子的窘迫。
回答完，我没等老师示意，直接坐下了，木头凳子发出轻微的“吱呀”一声，像一声叹息。
英语老师看着我，没说什么，只是用英语对旁边的同学说：“Next。”（下一个。）
那一整天，我都闷闷不乐。
数学在拼命啃题下，好歹能挣扎到七八十分，可英语，像一堵没有缝隙的实心墙，我用头去撞，只感到冰冷的绝望和反弹回来的剧痛。
它不再是学科，成了一种每日例行的、公开的羞辱和煎熬。
中午回家吃饭，味同嚼蜡。
下午在学校，情绪像浸了水的棉絮，沉甸甸地坠着。
同桌高东升用胳膊肘轻轻碰了碰我，压低声音：“怎么了？心事重重的样子。”
我看着摊开的英语书，那些字母像一群嘲笑我的小黑点。
“不想念了。”声音轻得像自言自语。
“别呀！”高东升有些急，“不念书能干啥？”
“学点什么手艺。”
我重复着过年时听到的那些话，仿佛那是一条现成的、看得见的退路。
晚上放学，和肖林同路。
暮色渐合，冷风一吹，白天强撑的麻木褪去，剩下更清晰的疲惫和沮丧。
“怎么了，红霞？”
肖林侧头看我，他向来话多，此刻却察言观色起来，“咋一点精神都没有？”
我踢着路上的石子，沉默了一会儿，终于把那句盘旋了一天的话说了出来：“我……我不想念了。”
话一出口，反而有种破罐子破摔的轻松，“可能真不是读书的料。”
大家都一样，怎么把初中读完吧……下学期就初三了！
哎，英语课简直是上刑。
肖林愣住了，随即摇头：“你别开玩笑了！”
“真的。”
我停下脚步，很认真地看着他，甚至挤出一个轻松的笑，“如果我明天不来……麻烦你，帮我把抽屉里的东西带回来。”
“就几本书和本子。”
“你……”肖林还想说什么。
“拜拜！”
我没再给他劝说的机会，挥了挥手，转身朝着家的方向走去。
步伐故意迈得很大，很潇洒，好像甩掉的不是沉重的书包，而是所有让我喘不过气的课本、分数和期望。
风卷起路边的枯叶，打着旋儿。
我挺直背，没有回头。
那份“潇洒”像一层薄薄的糖壳，包裹着里面汹涌的、酸涩的、对未来毫无把握的茫然。
我知道，这个决定一点也不潇洒，它更像一场逃离。
而明天，太阳照常升起的时候，我是否真的有勇气，不再走向那座让我痛苦的教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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