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像一本慢慢翻开的画册，每一页都该有它自己的光景。
我这人坐不住，性子又急，总想着先把该做的事都做得妥妥当当，才好心无挂碍地去玩。
那七本寒假作业，厚厚的，摞在桌角像座小山。
我用了六天时间，一笔一划，把它们逐个攻克了。
小姑早先说好，年前要带我去鹿城买新衣裳。
她结婚几年了，一直没有孩子，对我这从小看着长大的侄女，疼得跟什么似的。
我呢，是个在家里待不住的人，一听说能进城，魂儿早就飘到半路了。
昨晚小姑下班回来，掸了掸肩上的寒气，笑着说：“收拾收拾吧，明天咱们就走。”
我听了，心像是被轻轻推了一把，扑腾扑腾地跳起来，整个人都跟着雀跃了。
早上九点，火车载着我和小姑，晃晃悠悠地驶向鹿城。
车窗外的田野向后飞掠，光秃秃的树杈在冬日灰白的天空下划出简洁的线条。
今天其实还有件顶要紧的事——和班长约好了要还那本摘抄本。
这一走，约定是要错过了，也不知道他会不会觉得失落……
昨晚我特意去找了话少却极可靠的高霞，请她十点时代我去大队旗杆下等着，什么都别多说，尤其要避开杜鹃。
高霞点点头，语气干脆：“放心，交给我。”
我这才安下心来，跟着小姑踏上这趟期待已久的旅程。
鹿城对我而言不算陌生，年年都来住上几日。
小姑和她婆婆住在东河战北路那片铁路局的家属院里，一排排的红砖平房，在冬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安稳。
小姑父的母亲七十多岁了，是位虔诚的基督徒，眉眼总是舒展着，笑起来像秋日里温煦的阳光。
在这儿也有自己的伴儿：小姑父大姐家的花花和我同岁，二姐的女儿青青小我三岁。
我们三个凑在一块儿，叽叽喳喳，无话不说。
跟她们聊天，我总是不自觉地切换到普通话，像是进入了一个共同的、更“正式”的小世界。
一块儿走去人民公园的时候，更是熟门熟路，三个人并排走着，说笑着，好像那条路天生就该被我们这么走似的。
可说来也怪，只要一转身回到小姑跟前，那口音又会“切换”回来，瞬间变回地道的本地方言——
城里的光景，处处透着股新鲜的、活泛的劲儿。
早市的菜摊上，青菜水灵灵的，叶尖上还顶着隔夜的露珠儿；各色水果被码得方正正、齐整整的，红是红，黄是黄，像幅颜色饱满的静物画。
空气里呢，总时不时飘来一股烤红薯的焦甜香气，暖暖的，厚墩墩的，在冬日清冽的晨风里显得格外扎实，格外诱人。
小姑有时会从围裙口袋里摸出几张卷边的零钱，递到我手里：“霞，快，跑去买把香菜，咱晚上拌凉菜用。”
“哎！”
我接过那几张温温的纸币，转身就朝市场的方向雀跃着跑去。
站到那个熟悉的菜摊前，清清嗓子，然后把那句在心里默念过一遍的请求，用自以为最标准的“普通话”字正腔圆地说出来。
话音落下的瞬间，仿佛自己当真沾上了几分城里姑娘的从容与底气。
可紧接着，一种混合心虚的热度，便“腾”地从耳后爬上了脸颊。
我不敢看摊主阿姨是不是在笑，赶忙接过那把绿莹莹、香喷喷的香菜，像只偷吃了香油又被撞见的小老鼠，一溜烟地往回跑。
午后，小姑带我去了劝业商城。
年关将近，商场里人声鼎沸，热闹得像一锅煮沸的水。
各色衣裳挂得满满当当，看得人眼花缭乱。
我的目光却被一件红黑格子的呢子上衣牢牢牵住了——厚实，挺括，格纹经典又精神。
配上深墨绿色的呢子裤、黑色高领毛衣，再蹬上那双惦念了许久的黑色军勾靴子，往试衣镜前一站：镜子里的人影仿佛忽然间褪去了几分稚气，身姿挺拔了，眉目间透出一种利落的、属于大姑娘的新鲜神采。
小姑围着我转了两圈，上上下下地打量，眼里漾着温柔的光：“我们霞真是长大了。”
她走近些，伸手替我仔细理了理衣领，手指拂过领口，带着熟悉的、暖融融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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