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场屏息。
四百多双眼睛聚焦在台上，聚焦在那个坐在中央的年轻人身上。
这提问太复杂了，不仅涉及产业转型的宏观命题。
更将杨帆的个人选择与传统产业的困境直接挂钩。
回答得好，是远见卓识。
回答得不好，就是“新经济抛弃旧产业”的冷血宣判。
主持人显然也意识到问题的分量，所以给杨帆留了足够思考的时间。
他先将目光看向其他嘉宾，“张司长，要不您先来？”
张司长点了点头，接过话筒，沉吟片刻：
“加入 WTO，对我国制造业确实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挑战在于，我们要直面国际竞争，原有的成本优势会逐渐减弱。机遇在于，倒逼产业升级，从华夏制造走向华夏创造。”
他说得很官方，也很稳妥：“目前已经出台相关政策，支持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比如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对研发投入的补贴等。”
接下来是陈立新副行长，他从金融角度分析：“资本会流向效率更高的领域。传统制造业如果不能满足资本对回报率的期待，确实会面临融资困难。但这不是末日，通过技术改造、管理升级，依然可以焕发新生。”
黄教授则从理论层面阐述：“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就像英国工业革命后纺织业外移，美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制造业外迁一样。关键在于，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产业结构的优化。”
刘贺主任的发言更宏观：“华夏未来的方向是两条腿走路，既要巩固传统优势产业，又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不是谁替代谁，而是协同发展。”
四位嘉宾的发言，各有侧重。
但核心意思一致，就是传统制造业不会消失，但要转型。
台下的企业家们听得很认真，但脸上多少有些失望。
这些话都对，可太宏观了。
具体怎么转型？往哪里转？他们想要更具体的答案。
终于，话筒传到了杨帆手中。
他没有立刻开口，而是先笑了笑：
“刚才几位师兄讲得都很好。作为台上唯一开公司的，我考虑问题的角度，可能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四个字一出来，台下不少人下意识地认真了起来。
他们知道，等待半天的干货要来了。
“首先，我想纠正一个认知。”杨帆目光扫过台下。
“很多人认为，加入 WTO 是一个终点，是我们努力多年终于抵达的彼岸。”
“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一个全新的起点，是世界经济格局重塑、全球价值链规则重写的开端。”
他的语速不快，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笃定。
“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成为别人设计好的世界工厂，沉迷于暂时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那么我们很可能将错过未来二十年最重要的历史转折。”
他顿了顿，抛出了一个观点：
“当前的主流看法是，我们将凭借低成本劳动力，成为新的全球制造业中心。这没错，但这优势是暂时的，且隐藏着巨大风险，被永久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
“未来十年，华夏会在中端制造业，比如家电、机械等方面实现进口替代，并开始向高端制造，比如通信设备等行业转移。”
杨帆的目光变得锐利，“但如果我们不主动投入核心技术研发，就会在半导体、工业软件这些真正决定未来的领域，面临技术封锁。”
说着，他看向张司长：
“所以我的建议是，国家层面以及有实力的企业，应该尽快启动『芯片-操作系统-精密机械』的国家级攻关计划。现在不做，十年后，我们会付出百倍的代价。”
这话如同惊雷，在 2001 年显得尤为激进。
台下已经开始窃窃私语。
“关于金融安全。”杨帆转向陈立新副行长，“加入 WTO 以后，拥抱全球资本，加快资金自由流动不等于金融安全。我们必须警惕，短期热钱可能催生资产泡沫，尤其是在房地产领域，这会加剧贫富分化。”
说得太直白，台下几位房地产老板脸色变了变。
“人民币汇率应该保持有管理的浮动，避免像日本一样被『广场协议』束缚。”杨帆没打算停。
“我建议，建立金融防火墙，在开放初期完善监管体系。同时，推动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从周边贸易开始，二十年内，让人民币成为亚洲的锚货币。”
陈副行长的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击，陷入沉思。
杨帆紧接着又抛出了一个当时几乎无人提及的概念：数字主权。
“WTO 会加速互联网全球化，但华夏的互联网生态，会走向独特的路径。因为文化、语言、监管的差异，我们会诞生本土的搜索、社交、电商巨头，而不是被国外软件替代。”
“而且，请大家注意，移动互联网的普及速度，将会远超我们此刻最乐观的预期。这里的机遇和市场规模，是万亿级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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