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城西门的瓮城还嵌着半块日军炮弹碎片，淡金色的晨光漫过残破的城墙时，临时指挥部——原日军宪兵队的二层小楼里，已经挤满了独立旅的核心骨干。任天侠刚迈上二楼台阶，军靴底蹭过地面的尘土，在楼板上留下两道浅痕，他抬手抹了把额角的汗，指腹上还沾着城墙砖的灰屑，声音穿透了屋里的嘈杂：“都找位置坐，拿下郑州只是开头，接下来九项任务，每一项都得钉死到人，三天内必须见真章！”
众人闻声立刻静下来，原本交头接耳的团营主官纷纷找木凳坐下，膝盖上的绑腿还沾着巷战里的血污。政委芦淑芳从帆布文件袋里抽出笔记本，钢笔帽“咔嗒”一声拧开，目光扫过在场的人——一团长张守义的左臂还吊着绷带，那是昨天攻火车站时被日军刺刀划的，他腰间别着一把驳壳枪，枪身的烤漆在战斗中被磨掉了几块，露出暗沉的金属底色；二团长赵青山的军帽檐破了个洞，露出里面沾着草屑的头发，勃朗宁手枪放在桌角，枪套的皮带被磨得发亮；骑兵团长姜明文的马靴上还沾着城郊的泥点，左轮手枪挂在腰间，枪柄上缠着防滑的布条，显然是刚从追击日军残部的路上赶回来。
唯独侦察营营长陈士清的装备有些特别——他腰间别了一把毛瑟手枪，背上斜挎着牛皮侦察包，里面装着望远镜、指北针和绘图铅笔，包侧还挂着一把小巧的工兵铲。见有人目光落在自己腰间，陈士清下意识摸了摸枪柄，低声解释：“侦察兵讲究轻便，短枪方便近身应对突发情况，真要远距离警戒，有望远镜和信号枪就够，带步枪反而累赘。”任天侠瞥了眼他的装备，嘴角勾了勾：“说得对，侦察兵的枪是用来保命和传信号的，不是跟敌人硬拼的，这个配置没错。”
任天侠走到挂在墙上的郑州城区图前，指挥棒“笃”地敲在“二七塔”的标记上，那是昨天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地图上还留着几处被硝烟熏黑的印子。“第一项，立刻联络新四军。”他的指挥棒顺着地图上的城郊路线划到“杨庄”，“张立生，你通信营挑两个最机灵的通讯员，必须是河南本地人，懂方言的——新四军的联络员在杨庄的老磨坊等着，暗号‘秋收的种子到了’，再带上两箱缴获的盘尼西林，还有咱们自己印的宣传单，路上遇到百姓别露身份，今天中午前必须见到人。”
通信营营长张立生立刻起身，他的帆布挎包里还装着昨晚没来得及整理的电报稿，指尖在挎包带上捏了捏：“旅长放心，我让小李和小王去，他俩都是许昌人，去年在冀中跟新四军联过络，熟路。”任天侠点头，指挥棒又移向另一侧：“第二项，向打援友军致谢。于龙飞，你政治部牵头，写三封感谢信，用大红纸抄，字要写得工整，别跟打仗似的毛毛躁躁——一封送冀中军区的独立团，他们昨天在黄河边挡住了日军的援军；一封送太行支队，他们袭扰了日军的补给线；还有一封贴在城门口的公告栏上，让百姓和战士都知道，咱们不是孤军作战。”
政治部主任于龙飞摸着下巴上的胡茬应下，他身边的干事已经掏出了红纸和毛笔，墨汁瓶放在手边，瓶身上还贴着“战利品”的标签。这时三团长李柱子突然咳嗽了一声，他的嗓子因为昨天喊冲锋哑得厉害，声音里带着沙哑：“旅长，统计伤亡的事……咱们三团在火车站巷战，不少战士是被抬到救护点的，具体名单得跟卫生营对一对。”
任天侠转头看向卫生营营长夏清萍，她的白大褂袖口还沾着消毒水的味道，胸前的口袋里露出半截伤员登记本。“第三项，统计伤亡并妥善安置，这不是卫生营一家的事。”任天侠的声音沉了沉，“张守义、赵青山、李柱子，你们各团先让营连的司务长核实现场伤亡——谁牺牲在哪个阵地、谁负伤后被抬往哪个救护点、谁在追击时跟队伍走散了，都要一笔一笔记清楚，下午六点前把初步名单报给夏清萍。”
夏清萍立刻站起身，她的笔记本上已经记了几行字，字迹娟秀却有力：“旅长，卫生营在城东、城西、城南设了三个救护点，每个点都有台账，能报出当天救治的轻重伤员数和牺牲人数，但各团在战场上临时登记的‘失踪’人员，得咱们一起核对——比如二团有个战士叫王二柱，昨天攻炮楼时被气浪掀翻，后来没找到人，得让二团的人再去阵地附近搜搜。”
“没错，失踪人员要备注清楚最后出现的位置。”副旅长张克昌补充道，他的军装上还别着一枚缴获的日军徽章，“廉立新，你后勤营等着卫生营的总表，拿到后立刻核算抚恤金——牺牲战士按规定发二十块大洋，家属名单要找各团核对，别弄错了；还有棺木，跟城里的木匠铺联系，用最好的松木，牺牲的同志得有个体面的安葬地，选在城北的向阳坡，以后好立碑。”
后勤营营长廉立新赶紧点头，他的帆布包里装着账本，手指在账本上飞快地划着：“旅长，我已经让干事去联系木匠铺了，城里有三家，今天就能开工；抚恤金的大洋从缴获的日军仓库里调，昨天清点过，够发。”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