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城西门的瓮城还嵌着半块日军炮弹碎片,淡金色的晨光漫过残破的城墙时,临时指挥部——原日军宪兵队的二层小楼里,已经挤满了独立旅的核心骨干。任天侠刚迈上二楼台阶,军靴底蹭过地面的尘土,在楼板上留下两道浅痕,他抬手抹了把额角的汗,指腹上还沾着城墙砖的灰屑,声音穿透了屋里的嘈杂:“都找位置坐,拿下郑州只是开头,接下来九项任务,每一项都得钉死到人,三天内必须见真章!”
众人闻声立刻静下来,原本交头接耳的团营主官纷纷找木凳坐下,膝盖上的绑腿还沾着巷战里的血污。政委芦淑芳从帆布文件袋里抽出笔记本,钢笔帽“咔嗒”一声拧开,目光扫过在场的人——一团长张守义的左臂还吊着绷带,那是昨天攻火车站时被日军刺刀划的,他腰间别着一把驳壳枪,枪身的烤漆在战斗中被磨掉了几块,露出暗沉的金属底色;二团长赵青山的军帽檐破了个洞,露出里面沾着草屑的头发,勃朗宁手枪放在桌角,枪套的皮带被磨得发亮;骑兵团长姜明文的马靴上还沾着城郊的泥点,左轮手枪挂在腰间,枪柄上缠着防滑的布条,显然是刚从追击日军残部的路上赶回来。
唯独侦察营营长陈士清的装备有些特别——他腰间别了一把毛瑟手枪,背上斜挎着牛皮侦察包,里面装着望远镜、指北针和绘图铅笔,包侧还挂着一把小巧的工兵铲。见有人目光落在自己腰间,陈士清下意识摸了摸枪柄,低声解释:“侦察兵讲究轻便,短枪方便近身应对突发情况,真要远距离警戒,有望远镜和信号枪就够,带步枪反而累赘。”任天侠瞥了眼他的装备,嘴角勾了勾:“说得对,侦察兵的枪是用来保命和传信号的,不是跟敌人硬拼的,这个配置没错。”
任天侠走到挂在墙上的郑州城区图前,指挥棒“笃”地敲在“二七塔”的标记上,那是昨天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地图上还留着几处被硝烟熏黑的印子。“第一项,立刻联络新四军。”他的指挥棒顺着地图上的城郊路线划到“杨庄”,“张立生,你通信营挑两个最机灵的通讯员,必须是河南本地人,懂方言的——新四军的联络员在杨庄的老磨坊等着,暗号‘秋收的种子到了’,再带上两箱缴获的盘尼西林,还有咱们自己印的宣传单,路上遇到百姓别露身份,今天中午前必须见到人。”
通信营营长张立生立刻起身,他的帆布挎包里还装着昨晚没来得及整理的电报稿,指尖在挎包带上捏了捏:“旅长放心,我让小李和小王去,他俩都是许昌人,去年在冀中跟新四军联过络,熟路。”任天侠点头,指挥棒又移向另一侧:“第二项,向打援友军致谢。于龙飞,你政治部牵头,写三封感谢信,用大红纸抄,字要写得工整,别跟打仗似的毛毛躁躁——一封送冀中军区的独立团,他们昨天在黄河边挡住了日军的援军;一封送太行支队,他们袭扰了日军的补给线;还有一封贴在城门口的公告栏上,让百姓和战士都知道,咱们不是孤军作战。”
政治部主任于龙飞摸着下巴上的胡茬应下,他身边的干事已经掏出了红纸和毛笔,墨汁瓶放在手边,瓶身上还贴着“战利品”的标签。这时三团长李柱子突然咳嗽了一声,他的嗓子因为昨天喊冲锋哑得厉害,声音里带着沙哑:“旅长,统计伤亡的事……咱们三团在火车站巷战,不少战士是被抬到救护点的,具体名单得跟卫生营对一对。”
任天侠转头看向卫生营营长夏清萍,她的白大褂袖口还沾着消毒水的味道,胸前的口袋里露出半截伤员登记本。“第三项,统计伤亡并妥善安置,这不是卫生营一家的事。”任天侠的声音沉了沉,“张守义、赵青山、李柱子,你们各团先让营连的司务长核实现场伤亡——谁牺牲在哪个阵地、谁负伤后被抬往哪个救护点、谁在追击时跟队伍走散了,都要一笔一笔记清楚,下午六点前把初步名单报给夏清萍。”
夏清萍立刻站起身,她的笔记本上已经记了几行字,字迹娟秀却有力:“旅长,卫生营在城东、城西、城南设了三个救护点,每个点都有台账,能报出当天救治的轻重伤员数和牺牲人数,但各团在战场上临时登记的‘失踪’人员,得咱们一起核对——比如二团有个战士叫王二柱,昨天攻炮楼时被气浪掀翻,后来没找到人,得让二团的人再去阵地附近搜搜。”
“没错,失踪人员要备注清楚最后出现的位置。”副旅长张克昌补充道,他的军装上还别着一枚缴获的日军徽章,“廉立新,你后勤营等着卫生营的总表,拿到后立刻核算抚恤金——牺牲战士按规定发二十块大洋,家属名单要找各团核对,别弄错了;还有棺木,跟城里的木匠铺联系,用最好的松木,牺牲的同志得有个体面的安葬地,选在城北的向阳坡,以后好立碑。”
后勤营营长廉立新赶紧点头,他的帆布包里装着账本,手指在账本上飞快地划着:“旅长,我已经让干事去联系木匠铺了,城里有三家,今天就能开工;抚恤金的大洋从缴获的日军仓库里调,昨天清点过,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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