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 年 7 月 5 日的北京农业大学，暑气已经裹住了整个校园。农学楼前的杨树叶被晒得打蔫，贴在枝桠上，蝉在树洞里 “知了知了” 地叫，声音又响又急，像是在催着学生们赶紧回家。麦秋的宿舍里，行李已经收拾得差不多 —— 帆布包敞开着，里面塞着叠得整齐的蓝布衬衫（娘去年给做的，洗得发浅）、几本卷边的专业书（《作物栽培学》《农村经济学》），还有最要紧的调研资料袋，用麻绳捆了两道，怕路上散开。
“麦秋，你这资料可得看好，别跟上次似的，把笔记落火车上。” 室友王磊正蹲在地上帮他绑行李带，手里攥着根粗麻绳，“俺听说你们村调研要问好多数据，你要是漏了，可咋跟村民交代？” 麦秋蹲下来，把资料袋又往帆布包深处塞了塞：“放心，这次俺揣怀里，丢不了。对了，俺给你带的腌菜，放你桌角了，记得吃，别放坏了。” 那是娘特意装的小坛腌萝卜干，用黄泥封了口，能存半个月。
从宿舍到北京西站，麦秋倒了两趟公交 ——1 路转 9 路，车票各一毛钱。公交上挤得满满当当，大多是拎着行李的学生，有人背着画夹，有人抱着吉他，还有人手里攥着给家里带的北京果脯，塑料包装在太阳下泛着光。麦秋把帆布包护在胸前，生怕挤坏了资料，汗水顺着额角往下淌，浸湿了衬衫领口，他却没敢抬手擦 —— 怕一松手，资料袋就被挤掉。
火车站的人更多，售票窗口前排着长队，队伍绕了两圈，有人手里举着小马扎，有人干脆坐在行李上。麦秋早就提前买好了票，是绿皮硬座，票价十八块五，票根被他夹在《作物栽培学》的扉页里，边角都被体温焐软了。候车室的吊扇 “吱呀” 转着，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他找了个靠柱子的角落坐下，掏出自带的搪瓷缸，接了点凉白开，慢慢喝着 —— 缸子是学校发的，上面印着 “北京农业大学 82 级”，掉了块瓷。
下午两点，火车终于进站了。绿色的车身冒着淡淡的白烟，车轮碾过铁轨，发出 “哐当哐当” 的闷响，震得地面都有点颤。麦秋跟着人流挤上火车，车厢里的热气更浓，混合着泡面味、汗味和劣质烟草味，过道上站满了人，连座位底下都躺着人，抱着行李卷。他好不容易找到自己的座位 —— 靠过道的 12 号座，旁边坐着个卖草帽的老汉，草帽堆在脚边，足有二十多顶，麦秸编的，透着股干香。
“小伙子，回河北老家？” 老汉手里正编着一顶新草帽，麦秸在他指间翻飞，很快就有了帽檐的形状。麦秋点点头，把帆布包放在腿上：“俺们村要来人调研产业，回去帮忙准备。” 老汉 “哦” 了一声，抬眼打量他：“看你像个学生，念大学？”“嗯，北京农业大学，学种庄稼的。” 麦秋笑了笑，老汉也笑：“好啊，学了技术回村，比在外头混强，庄稼人就得靠地吃饭。”
火车开起来后，窗外的风景慢慢往后退 —— 北京的高楼越来越少，换成了成片的玉米地，绿油油的叶子被风吹得翻卷，偶尔能看到路边的农舍，红砖墙，黑瓦片，院子里晒着刚洗的土布衣裳，五颜六色的。下午四点多，有小贩推着小车过来叫卖，车上摆着茶叶蛋（五毛钱一个）、方便面（一块钱一包，华丰牌的），还有冰镇汽水（八毛钱一瓶，橘子味的，用泡沫箱装着，盖着厚棉被）。
麦秋买了个茶叶蛋，慢慢剥着壳 —— 蛋黄有点溏心，比娘煮的差远了。老汉从口袋里掏出个干硬的玉米饼，咬了一口，递给麦秋：“尝尝？俺家老婆子做的，抗饿。” 麦秋赶紧摆手：“不用，俺带了馒头。” 说着从帆布包里掏出个油纸包，里面是娘早上刚蒸的白面馒头，还带着点温乎气。
火车走了十四个钟头，到县城站时，天刚蒙蒙亮。站台上的路灯还没灭，昏黄的光落在空荡荡的轨道上，远处传来几声鸡叫，混着火车的汽笛声。麦秋背着帆布包，先往县城供销社走 —— 李婶托他买油纸袋，说村里之前买的快用完了，小包装腌菜还得靠这个装。
县城供销社刚开门，卷闸门 “哗啦” 往上拉，售货员是个四十多岁的妇女，穿着蓝色的制服，正用抹布擦货架。货架上摆着成捆的油纸袋，分大小两种，大的能装两斤，小的装一斤，标签上写着 “一毛钱十个”。“同志，要多少？” 妇女抬头问，手里还攥着抹布。“两百个一斤装的，谢谢。” 麦秋递过两毛钱，妇女从货架上取下两捆油纸袋，用粗麻绳捆好，递给他：“这油纸袋结实，装腌菜不渗油，俺们卖了好些年了。”
从供销社出来，麦秋去了赵老板的商店。商店门是虚掩着的，推开门就看到赵老板坐在柜台后算账，算盘珠子 “噼里啪啦” 响，桌上摆着个搪瓷杯，里面泡着菊花茶，还冒着热气。“麦秋，你可算回来了！” 赵老板赶紧站起来，接过他手里的油纸袋，“你娘昨天还托人带话，说让你到了先去家里，别耽误了早饭。” 他指着柜台后面的凤凰单车：“俺天天给你擦，车链上了油，你骑上试试，比之前还顺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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