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十点，武汉空战纪念馆内光线通透，气氛庄严而凝重。参观者缓步穿行于各个展区，交谈声压得很低，仿佛怕惊扰了那些定格在历史瞬间的英雄魂灵。空气里弥漫着旧皮革、金属和精心维护的展柜特有的洁净气息。
李敏研究员走在陈砚身旁，她的讲解专业而富含情感，将一段段惊心动魄的空中史诗娓娓道来。展区内，各种实物与影像资料交织陈列：悬挂的苏制伊-15、伊-16战斗机模型，机身上的红星标志依然醒目；巨大的武汉空战形势动态图，用灯光箭头标示着敌我机群一次次惨烈的交锋；墙壁上挂满了黑白历史照片，有的拍摄于战前，飞行员们笑容灿烂地站在战机前，有的则是空战激烈瞬间的模糊抓拍，或是战后机场上燃烧的残骸与人们凝重的面容。
在一个独立的恒温恒湿展柜前，李敏停下了脚步。柜内陈列着一件深蓝色的皮质飞行服。岁月使得皮革颜色变得深沉，质地也显露出些许僵硬，但整体保存尚属完整。最引人注目的是飞行服的左肩和右胸位置，有几处颜色略深、边缘不规则的破损，周围皮革有细微的焦灼和拉伸痕迹。
“这就是伊万·彼得罗夫同志当年穿过的飞行服。”李敏的声音很轻，带着敬意，“根据档案记录和伤痕比对，左肩这处破损，很可能是在1938年10月25日那场空战中，被日军战机机枪子弹擦过造成的。右胸这里的痕迹，则更符合迫降时与座椅或舱内构件剧烈摩擦导致的撕裂与灼伤。”
陈砚隔着玻璃，凝视着那件静默的飞行服。粗糙的皮革纹理和那几处狰狞的伤痕，瞬间变得无比具体。他仿佛能看到那个高大开朗的苏联青年，如何费力地套上这件厚重的皮衣，拉紧拉链，戴上飞行帽和风镜，然后大步走向战机。耳边仿佛响起伊万在飞行日志中写下的那句平静却沉重的话——“每次起飞，都不知道能不能回来”。一股尖锐的酸楚猛地攫住了陈砚的心脏。这些来自万里之外的年轻人，在异国的天空上与强大的敌人搏杀，将最绚烂的青春和最宝贵的生命，义无反顾地献给了这片他们原本陌生的土地。他们的牺牲，与中国的英烈一样，沉重如泰山，光辉如日月，理应被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永远铭记。
他们移步到另一个大型复原场景前。场景采用半景画与实物结合的方式，生动再现了一处湖岸景象：背景是硝烟尚未散尽的天空和起伏的山峦，前景是芦苇丛生的湖畔。一架苏制战机以迫降姿态半陷在浅滩淤泥中，机头损毁，螺旋桨弯曲。几个穿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普通百姓服装的模拟人像，正奋力从一艘小木船上跳下，其中两人抬着一副简陋的担架，焦急地奔向机舱方向。另一人则手持长篙，警惕地望向远方天空。
“这个场景，是根据多方历史记载和亲历者回忆复原的，再现了伊万·彼得罗夫最后一次空战后，迫降于东湖湖畔，被当地中国百姓冒死救援的情景。”李敏解说道，“当时，日军飞机仍在附近盘旋扫射，非常危险。但附近的渔民和农民发现后，毫不犹豫地划着小船冲了过去。他们奋力将受伤的伊万从即将沉没的机舱中拖出，用担架抬到隐蔽处，进行了初步的包扎止血，后来又冒着风险，几经辗转将他送回了部队。”
她指着场景中百姓人像脸上那模拟出的焦急与关切神情：“这不仅仅是艺术加工。在当时的武汉，在广大的中国战场，这样军民同心、甚至跨国界救助援华友人的事迹，并非个例。它生动地诠释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也展现了中国人民对于所有支援我们反侵略斗争的国际友人，最朴素也最深厚的感激之情。正是这种相互扶持、共御外侮的情谊与行动，构成了我们最终战胜强敌的伟力之源。”
参观完主要展区，李敏带着陈砚来到了纪念馆后部的档案资料查阅室。这里环境更加安静，光线柔和。李敏戴上白手套，从特制的档案柜中，取出一本用无酸纸封套精心保护的册子。
“这就是伊万·彼得罗夫飞行日志中，保存相对完好的那一部分原件。”李敏的声音不自觉地压得更低，仿佛在进行一项神圣的仪式。她将日志轻轻放在铺着软垫的阅览桌上，小心翼翼地翻开其中一页。
纸张脆弱泛黄，上面是流畅的俄文笔迹，夹杂着一些飞行数据符号和简笔画。李敏翻到靠后的部分，指着一处空白边缘。
“看这里。”
陈砚屏息凝神，凑近看去。在记录了一次紧张空战后的休整心情的文字旁，伊万用钢笔勾勒了一幅小小的素描。线条简洁，甚至有些稚拙，但特征非常鲜明：一个略微弯曲的管身，一个向外扩张的喇叭口——正是一把军号的轮廓！在素描旁边，还用俄文标注了一个词：“ТаЛиСМаН”（护身符/吉祥物）。
李敏又翻到前面一页，那里有一段文字描述，正是陈砚昨晚在复印件上读到过的，关于收到中国赵姓军官赠送军号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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