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十一年腊月的洛阳，已沉浸在年关的喜庆中。宫城内外挂起了红绸，各坊市飘出熬制年食的香气。然而两仪殿内，气氛却异常凝重。
太医署令杜子阳跪在御案前，额头紧贴冰冷的金砖，双手呈上一份加急奏报：“启禀陛下，三日前接江南东道急报：吴郡、会稽、丹阳三地，先后出现高热、咳血之症，病者十日毙命，已亡二十七人。症候相似，疑为同源疫病。”
司马柬接过奏报，越看眉头锁得越紧。去年秋，太医署根据前朝疫病记录，编纂了《防疫手册》，制定了《防疫预案》，他还特意拨专款在各地常平仓储备了药材。没想到，预案这么快就要用上了。
“太医署可曾派人南下？”皇帝声音沉静，却透着寒意。
“已派两名医正、四名医佐，携常用药材日夜兼程赶往吴郡。”杜子阳顿了顿，“只是……疫病若真蔓延，地方恐难应对。”
司马柬起身，走到殿侧巨大的舆图前。吴郡、会稽、丹阳，都在太湖周边，水网密布，舟船往来频繁。若真是传染疫病，一旦扩散，后果不堪设想。
他想起《防疫手册》上的第一条：“疫病初发，首重隔离。”
“传旨。”皇帝转身，语速快而清晰，“一、吴郡、会稽、丹阳三地，即刻启动《防疫预案》，所有发病村落，由县令亲率衙役封锁，许进不许出。二、太医署再派十名精干医官南下，由副署令带队，携带黄连、黄芩、金银花等清热解毒药材。三、户部开常平仓，调拨粮食、布匹至疫区，保障隔离百姓生计。四、令沿途州县设检疫关卡，凡从疫区出来者，需在官驿隔离观察十日。”
一道道旨意从两仪殿发出，快马驰向四面八方。腊月的寒风里，帝国的应急机器开始全速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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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在同一时刻，吴郡乌程县，县令周淳正面临他仕途中最严峻的考验。
三天前，县东三十里的沈家村报来怪病：先是村中老猎户发热咳血，五日后身亡；接着他的妻儿、邻居相继发病。请来的郎中看了直摇头，说是“肺痨之变”，但传染之快，前所未见。
周淳今年三十有五，进士出身，在乌程任县令三年，以务实着称。接到村里急报的当天，他立刻想起了去年下发的《防疫手册》——那本蓝皮小册子，他初时只当是寻常公文，后来闲时翻阅，才发现字字珠玑。
“县尊，是否先报州府？”县丞小心翼翼地问。
“报，当然要报。”周淳已换上便服，“但等州府批示下来，至少要三天。疫病不等人——你立刻带人去沈家村，按《手册》第一条：封锁村落，所有人不得出入。我随后就到。”
“县尊！”主簿惊呼，“那村子已有死人，您是一县之主，岂可亲身涉险？”
“我不去，谁去？”周淳抓起桌上的手册，“这上面写得明白：‘县令须亲临疫区，安抚民心，组织防治。’朝廷既然定了规矩，我们这些地方官，就得按规矩办事。”
他点了二十名精干衙役，又从县学借了五名胆大的学生当文书，带上库存的石灰、醋、艾草，骑着马直奔沈家村。
到村口时，天色已晚。村子三面环水，只有一座石桥通往外界。周淳命衙役在桥头拉起绳索，竖起木牌：“疫病隔离，严禁出入”。又让学生用石灰在村外划出三道白线，作为隔离带。
村里早乱成一团。听说要封村，几十个村民冲到桥头，哭喊着要出去。
“县令老爷，我娘在邻村，病重等着见我最后一面啊！”
“我儿子在城里做工，我要去送信！”
周淳站在桥头，提高声音：“乡亲们！朝廷有《防疫手册》，这病传染极快，若放一人出去，可能害了一村、一县的人！大家且忍耐，县里已派人去请太医，药材粮食马上送到。本官就在村里陪着你们，疫病不退，我绝不离开！”
这话镇住了村民。一个白发老丈颤巍巍问：“县尊……您真不走了？”
“不走。”周淳斩钉截铁，“非但不走，还要按朝廷的法子治病防疫。现在，所有人听我安排！”
他按照《防疫手册》的步骤，开始布置：先将已发病的七户人家单独隔离在村东祠堂，由两名略懂医术的衙役照看；未发病的村民，每户分得石灰、醋、艾草，每日熏屋消毒；又在村中打谷场搭起临时灶台，统一煮药、做饭。
最棘手的是那具已故猎户的遗体。《手册》明令：“疫死者须深埋，远离水源，撒石灰覆土。”可村民坚持要按习俗停灵三日、道士超度。
周淳亲自去猎户家，对着哭成泪人的遗孀躬身一礼：“大嫂，朝廷规矩，疫病死者须即刻深埋，这是为活人着想。您若信我，我让衙役按军中礼仪，厚棺深葬，立碑纪念。待疫病过后，本官亲自为您请旌表。”
那妇人看着县令诚恳的眼睛，又看看身边两个年幼的孩子，最终含泪点头。
当夜，周淳就住在村中废弃的土地庙里。腊月的江南阴冷刺骨，庙里漏风，他裹着衙役找来的旧棉被，就着油灯写下第一份疫病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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