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的洛阳，寒意已深。文华殿内，地龙烧得暖烘烘的，几盆水仙在暖意中提早开了花，香气清冽。司马柬与太子司马谔对坐在一张宽大的书案两侧，案上摊开的是《孟子》第七卷。
殿内除了父子二人，只有两位翰林侍读，还有角落里静立的史官——这是皇帝特意安排的，要让太子从小习惯，一言一行都可能载入青史。
“谔儿，你上月读了《孟子·尽心下》，可还记得其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段？”司马柬合上书卷，目光温和地看向儿子。
司马谔今年二十岁，已褪去少年的青涩，眉宇间有了储君的沉稳。他略一思索，答道：“儿臣记得。孟子此言，是告诫为君者当以百姓为重，社稷次之，君主自身最轻。”
“说得不错。”司马柬点头，“可朕今日要问你的，不是记得与否，而是‘当今制度下，此言如何践行’。”
司马谔微微一愣。这个问题超出了经义本身，需要联系现实朝政来思考。他沉吟片刻，谨慎道：“儿臣以为，践行此言，首在轻徭薄赋，使百姓安居；次在选贤任能，使社稷稳固；至于君主，当勤政爱民，不耽享乐。”
“这些都是老生常谈。”司马柬站起身，走到殿中悬挂的巨幅疆域图前，“朕要你说得再具体些。譬如去年河东雹灾，朝廷减免赋税、开仓赈济，这是‘民为贵’；可减免赋税，国库便少收数万石，这是否影响了‘社稷’？若遇战事，军粮不足，又当如何权衡？”
司马谔额角渗出细汗。他想起前几日看到户部的奏报，去年因灾减免的赋税，确实让国库吃紧。他迟疑道：“这……当以民为重。若百姓困顿，社稷亦不稳固。”
“那若边疆有警呢？”司马柬追问，“胡骑南下，需立刻调粮支边，而此时库中存粮因连年减免而不足，又当如何？是先保边疆，还是先安百姓？”
这问题尖锐如刀。两位翰林侍读也屏住了呼吸。史官的笔悬在纸上，墨滴将落未落。
司马谔深吸一口气：“儿臣以为……当双管齐下。边疆不可不防，百姓亦不可不安。可向富户劝捐，可暂减百官俸禄，可……可发行国债，向民间借贷。”
最后一句，让司马柬眼中闪过一丝赞许。这法子是去年户部新议的应急之策，太子竟记得。
“你提到借贷，那朕再问你。”司马柬走回案前，“若百姓本就困顿，还要向他们借贷以充军需，这算不算与民争利？算不算违背了‘民为贵’？”
问题一环扣一环。司马谔感到，父亲今日不是要考他经义，而是要逼他思考那些经义背后复杂而艰难的现实抉择。他沉默良久，终于道：“儿臣以为，‘民为贵’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一时之策。若为保社稷长远，有时需忍一时之痛。只要朝廷借贷有度，偿还有时，且确是为了保境安民，百姓当能体谅。”
“说得好。”司马柬终于露出笑容，“谔儿，你要记住，经义是死的，现实是活的。‘民为贵’不是让君主对百姓有求必应，而是要把百姓的长远福祉放在心中首位。有时减赋是爱民，有时征税也是爱民；有时赈济是爱民，有时让百姓自食其力更是爱民。这其中的分寸，需要为君者审时度势，具体把握。”
他顿了顿，语气更深：“而且，你要明白，这‘民’不是抽象的概念。在洛阳，他们是商贾工匠；在河东，他们是种田的农夫；在江南，他们是捕鱼的渔夫；在边塞，他们是戍卒的家眷。他们的诉求不同，利益不同。为君者，要能听见各方声音，在矛盾中求平衡。这才是真正的‘民为贵’。”
司马谔肃然起身，长揖：“儿臣谨记父皇教诲。”
几乎在同一时刻，千里之外的荆州州学内，却是一片萧瑟景象。
腊月十五，本是州学月考的日子。可偌大的明伦堂里，只稀稀拉拉坐了二十几个学子。博士周谦站在讲台上，看着台下空着的座位，心中一阵苦涩。
周谦年过五十，是荆州本地人，年轻时也曾中过进士，因性情耿直不擅钻营，只在礼部做了几年闲官，便请调回乡执教。他本以为凭自己满腔学问，定能将荆州州学办成江南典范，可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博士，”助教低声禀报，“张生、李生、王生三人，今日又告假了。说是……说是家中请了从洛阳回来的名师，要单独辅导。”
周谦点点头，没说话。他早已习惯。这两年，州学里稍有资质的学子，要么被家里送到洛阳求学，要么重金聘请名师私下教导。留在州学的，多是家境寻常、资质平平之辈。
下学后，周谦独自在州学里踱步。这座州学是开元初年朝廷拨款修建的，屋舍宽敞，藏书阁里也有万余卷书，条件不可谓不好。可就是留不住人。
他走到门口的石碑前，碑上刻着当年修建州学时皇帝的御笔：“广育英才，泽被四方”。可如今，英才都往洛阳跑了，四方又如何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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