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九年七月的洛阳，暑气正盛。两仪殿内，四角的铜盆中盛着大块的冰，内侍不时用扇子将凉气扇向殿中，但空气依然带着夏日的黏稠。今日的廷议非同寻常，内阁五位重臣悉数到场——中书令贾充、门下侍中王浑、尚书令裴秀、兵部尚书张华、户部尚书杜预，分坐御案两侧。
议题早在三日前便已通知：审议海外拓殖政策的调整。
司马柬今日未着朝服，只一袭月白细麻深衣，坐在御案后神色平静。他面前摊开着三份厚厚的卷宗：一份是海军都督府关于南海诸据点现状的报告，一份是户部统计的海外拓殖历年收支，还有一份是鸿胪寺整理的诸蕃国情与朝贡记录。
“开始吧。”司马柬放下手中的茶盏，“海军都督府先报。”
海军都督、镇东将军陈骞起身。他年约五十，面庞被海风侵蚀得黝黑粗糙，声音却洪亮如钟：“禀陛下，自开元五年朝廷准许民间海商于南海诸岛设点贸易以来，迄今已设常驻据点七处：朱崖洲、婆罗洲北岸、吕宋岛南港、占城新州、真腊海口、爪哇东港、苏门答腊南埠。其中朱崖洲、占城新州为朝廷直接派驻军士、官吏管辖，余五处为商社自治，朝廷派巡检使监督。”
他展开一幅南海海图，上面用红蓝两色标注着据点分布：“七处据点，去年共停靠晋商船只四百余艘，番商船只二百余艘。交易以丝绸、瓷器、铁器换香料、宝石、犀角、象牙为主，抽税计八万贯。然——”
陈骞顿了顿，声音低沉几分：“维持这七处据点，朝廷年需投入水师巡护航线、派驻官吏军士、修筑码头仓库等，计费十二万贯。历年累计，净亏十六万贯。”
户部尚书杜预立即接口：“陈都督所言是实。去岁海外贸易总额虽达八十万贯，朝廷抽税仅得八万，而维持费用十二万，净亏四万。若算上前三年，累计净亏十六万贯。”
殿中气氛凝重起来。贾充捋须道：“如此看来，海外拓殖实为亏本买卖。朝廷是否应考虑收缩规模，乃至逐步撤回？”
“不然。”门下侍中王浑摇头，“贾中书只见银钱账目，未见长远之利。臣闻朱崖洲据点设三年，今已能自产稻米、饲养猪羊，不仅可供应当地驻军商民，还可接济过往船只。此乃扎根之始。且番商因我据点可泊船补给，往来晋地贸易者年增两成，此间接之利不可不计。”
尚书令裴秀补充道：“还有一利：水师巡护航线，虽耗钱财，然历练了将士，熟悉了海况，绘制了海图。去岁海军都督府呈报新绘南海海图十二幅，标注暗礁、洋流、季风规律，此乃无价之宝。若他日海疆有事，这些积累便是底气。”
陈骞点头：“裴令所言极是。且各据点已成情报节点，番国动静、海路消息，旬月便可传回洛阳。去岁林邑异动，便是占城新州率先发觉报回。”
司马柬静静听着，手指在南海海图上轻轻划过。他的目光在那些据点名称上停留：朱崖洲、婆罗洲、吕宋、占城、真腊、爪哇、苏门答腊……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晋商帆影，都是水师航迹，都是这个陆地帝国向海洋延伸的触角。
“继续。”他示意。
杜预又翻开一卷账册：“然若论直接盈亏，确是负担。且近来有数家大海商联名上书，请求朝廷增开新据点，尤以天竺、波斯方向为盼。若允其所请，投入更巨。”
贾充立即道：“此事万不可行！现有七处尚在亏累，岂能再开新点？臣以为，当裁撤其中三到四处，只保留朱崖、占城等要地即可。海外之事，当以贸易为主，拓殖为辅。”
王浑反驳：“裁撤易，再建难。一处据点，从勘址、筑港、建仓到聚商、通番，非三五年不成。今若裁撤，前功尽弃。且番商见我朝退却，必生轻视，将来再欲进取，难矣。”
两人争执起来。贾充坚持“量入为出，不可虚耗”，王浑主张“风物长宜放眼量”。裴秀、张华时而附和一方，时而提出折中建议。只有陈骞沉默着，他是军人，只陈述事实，不参与政见之争。
司马柬始终没有打断。他听着这些争论，心中却在计算着另一笔账——不是银钱账，而是战略账。
他想起三年前，第一批海商从爪哇带回的胡椒种子，如今已在岭南试种成功；想起两年前，水师在朱崖洲训练时发现的新式船帆索具，如今已推广到漕运船队；想起去年鸿胪寺报，占城国王因晋商常驻，主动请求派遣子弟入洛阳国子监求学……
这些收益，无法用银钱衡量，却实实在在增强了帝国的实力与影响力。
争论持续了半个时辰。当双方都有些疲惫时，司马柬终于开口：“诸卿所言，皆有道理。贾充虑国库，是户部本分；王浑虑长远，是宰辅眼界；裴秀、张华所虑，亦在情理。”
他站起身，走到殿中悬挂的巨幅舆图前。这幅舆图不仅绘有陆地，南海部分也密密麻麻标注着岛屿、航线、洋流。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