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二年六月初十，黄河白马津。
烈日当空，河面上蒸腾起氤氲的水汽。往年这个时候，白马津的堤防上早已挤满了惶惶不安的百姓，老人焚香祷告，壮丁扛着草袋沙包，孩童被送到高处避难。但今年，景象截然不同。
工部侍郎杜预站在新修的观测台上，手搭凉棚望向河心。这座砖石结构的台子高三丈，四面临水，台基深深打入河床。台上立着一根刻满标度的青石水尺，两个水文吏员正记录着水位变化。
“杜侍郎，辰时水位比昨日又涨了八寸。”一个年轻吏员禀报，“按《黄河水文志》记载，这个涨幅已经接近去年最大汛期。”
杜预点点头，脸上没有太多波澜。他接过记录册，翻到去年七月的页面——那是《水文志》初稿完成后的第一个完整汛期记录。对比之下，今年的水位上涨趋势，与预测基本吻合。
“发预警。”杜预平静地说，“按丙级预案，通知沿河十里内村落，老弱妇孺向高处转移，壮丁待命。白马津大堤值守人员，全员上岗。”
“是！”
命令通过旗语和驿马迅速传递出去。但让杜预欣慰的是，堤上值守的河工们并未慌乱。他们分成数队：一队继续加固堤防薄弱处，一队检查排水闸门，还有一队驾着小船，在河面上测量流速、含沙量。
这种井然有序，源于过去一年半的制度建设。
“杜侍郎，”一个苍老但中气十足的声音传来，“您看这水流颜色，比昨日浑了不少。”
说话的是老河工郭老三。这位陕州水文站的“采录人”，今年春天被调到白马津，专门负责凭经验判断水情。他不识字，但那双看了一辈子黄河的眼睛，比任何仪器都敏锐。
杜预走到台边细看。果然，河水从昨日的浊黄变成了暗红色，水面上还漂浮着从上游冲下来的枯枝败叶。
“郭老，您看这是……”
“上游肯定下过大雨了。”郭老三眯着眼，“这红色是黄土高原的土，被雨水冲下来的。按老汉的经验，这样的水，含沙量大，流速若慢了，就容易淤堵。”
“测量含沙量。”杜预下令。
立刻有吏员取来改良的测沙仪——一个漏斗状的铜器，系着长绳，抛入河中取水样。静置后，泥沙沉淀，测量体积与总水量的比例。
半个时辰后，结果出来：“含沙量千分之十二，比昨日增千分之三。”
“果然。”杜预与郭老三对视一眼。含沙量增加，意味着河床淤积会加快，水位会抬升得更快。
“启动清淤船队。”杜预下达第二道命令。
白马津码头，十艘特制的清淤船早已待命。这些船是工部水司设计的“挖泥船”，船头装有可升降的抓斗，能挖起河底的淤泥。每艘船配八名河工，三班轮换，日夜不停。
随着号令，船队驶向河心。抓斗一次次沉入水中，挖起黑褐色的淤泥，装进船舱，运到下游指定地点堆积——这些淤泥是上好的肥料，来年可以施给农田。
“杜侍郎，”郭老三望着忙碌的船队，感慨道，“老汉我活了五十七年，第一次见朝廷在汛期前就挖泥清淤。往年都是等淤堵了、快决堤了，才急急忙忙堵口子。”
“这叫防患于未然。”杜预说，“《水文志》上写得明白：黄河之患，七分在淤，三分在水。清淤就是治病根。”
午时刚过，上游传来急报：陕州段水位已超警戒线，但新建的水文站预警及时，沿岸百姓已安全转移，暂无险情。
同时，白马津的观测数据也更新了：水位持续上涨，流速开始减缓——这是淤积加剧的信号。
“上丙级预案。”杜预神色凝重起来。
丙级预案意味着：沿河二十里内所有村落，全员向高处转移；抢险物资全部就位；河工全员上堤，分班组二十四小时值守；上下游州县互通信息，每两个时辰一报。
命令下达后，白马津大堤上却依然秩序井然。河工们按班组轮换，吃饭休息都在堤上的临时工棚里。堤下，堆积如山的草袋、木桩、石块早已备好，还多了几样新东西：铁丝网——这是格物院设计的，用来加固堤防；还有十几架简易的滑轮吊车，用来快速运输重物。
百姓的转移更是有条不紊。里正敲着锣，按户点名，老弱先走，青壮后撤。许多人临走前，还回头望了望自家房屋，但眼里少了往年的恐慌，多了几分信任。
“王老伯，您家东西都收拾好了？”一个年轻河工问一位白发老人。
“收拾好了，粮食、衣裳都搬高地了。”老人拄着鸠杖——那是去年重阳宴上皇帝赐的，“有你们在堤上守着，老汉放心。就是这房子……”
“您放心，这回堤坝结实着呢。”河工拍拍胸脯，“去年重修时，杜侍郎亲自监工，地基打了一丈深。再说了，咱们有新式水文站，水涨一寸都知道，来得及。”
老人点点头，颤巍巍地走了。走出一段，又回头喊：“娃子们，小心着点！真要有险，保命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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