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二年三月十五，太学明法堂。
这座始建于前汉的建筑，在春日暖阳下显露出古朴庄重的气韵。堂前立着獬豸石像，那是传说中能辨是非曲直的神兽，也是律法的象征。今日，明法堂内座无虚席——不仅律学博士、刑部官员、太学生济济一堂，连御史台、户部、大理寺都有人前来旁听。
因为今天要辩论的，是一桩前所未有的案子。
堂中主位坐着三位老者：律学博士祭酒郑玄，刑部侍郎周翰，大理寺少卿杜衍。他们面前的案几上，堆放着厚厚的卷宗。堂下分坐两列：左边是太学律学博士及高年级学生，右边是刑部、御史台的官员。后排则是其他各部的旁听者，以及几位奉旨前来的翰林学士。
“带原告、被告上堂。”郑玄的声音苍老而沉稳。
两名商贾模样的人被引到堂前。原告是个五十多岁的老者，姓钱，是洛阳西市“四海货栈”的东家；被告四十出头，姓孙，是广州来的海商。
钱掌柜先开口，声音带着委屈：“大人明鉴！去岁九月，这孙海商从广州运来一批南洋香料，价值三千贯。他说手头紧，想与我合伙销售，他出香料，我出货栈和人手，利润五五分成。小人念他是广州来的客商，就答应了。”
他指着案几上的几本账册：“香料运到后，小人雇人分装、售卖，三个月全部卖完，总得钱四千贯。按约定，该分他两千贯。可小人去结账时，他却说香料实际价值五千贯，要分两千五百贯！这、这不是出尔反尔吗？”
孙海商连忙辩解：“大人，钱掌柜只说对了一半。当初谈合伙时，我确实说香料值三千贯。但那是成本价！从南洋采购，到广州装船，再运到洛阳，运费、损耗、关税，加起来成本就到了四千贯。我若按三千贯与他合伙，岂不是要亏本？当时我们说好的是‘按实价合伙’，他如今却只认口头说的三千贯！”
“你胡说！”钱掌柜激动起来，“当时说的就是三千贯合伙，白纸黑字……哦，没有黑字，是口头约定！但西市的刘掌柜、王掌柜都可以作证！”
“他们是你朋友，自然帮你说话！”孙海商也不示弱，“我这边也有证人，船上的账房先生记得清清楚楚！”
堂上三位主审交换了一下眼神。这案子难就难在：双方是口头约定，没有书面契约；证人各执一词，难以采信；而涉案金额高达两千贯，又不能草草了事。
更重要的是——这是第一桩因“海商合伙”纠纷闹到官府的案子。随着广州港的开通，南洋贸易日益兴盛，这类合伙经营越来越多，相应的纠纷也开始出现。可现有的《晋律》，对这类新兴的商业行为，缺乏明确规定。
“肃静。”郑玄敲了敲惊堂木，“钱掌柜，孙海商，你们可愿接受太学明法堂的公议？”
两人对视一眼，都点了点头。他们知道，这案子若按常规审理，至少要拖上半年。而明法堂的公议虽无判决权，但影响力极大，往往能决定案件的走向。
“好。”郑玄转向堂下，“今日之议，一为理清此案是非，二为探讨此类新兴商事纠纷当如何审理。请诸位畅所欲言。”
首先发言的是律学博士张昭，他是研究《晋律》的权威，年近六旬，须发皆白。
“老夫以为，此案当依《晋律·杂律》中‘市易’条款审理。”张昭声音洪亮，“该条款规定：凡交易，须明定价钱，立契为凭。若无契约，则以证人证言为准。今双方均无契约，而证人各执一词，按律，当采信品性更优者之证言。”
他顿了顿，看向钱掌柜：“钱掌柜在西市经营三十年，信誉卓着，从未有欺诈之事。而孙海商初来洛阳，底细不明。故老夫以为，当采信钱掌柜之言，按三千贯合伙价判决。”
话音刚落，刑部员外郎李贽就站了起来。这位四十多岁的官员以“善断疑案”闻名，曾参与修订《市易律》。
“张博士所言，学生不敢苟同。”李贽拱手道，“《晋律》中的‘市易’条款，制定于百年前，主要针对的是本地、小额的交易。如今海贸兴起，动辄数千贯，运输数月，成本复杂，岂能简单套用旧律？”
他走到堂中，环视众人：“学生以为，此案的关键不在‘该信谁’，而在‘该如何认定合伙价格’。海商从南洋采购香料，有采购价；运至广州，有关税、仓储费；从广州运至洛阳，有运费、损耗。这些成本，是否该计入合伙成本？”
太学生席中，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站了起来。他是律学高材生陆逊，祖父曾是前朝刑部尚书。
“学生以为，该计入。”陆逊声音清朗，“合伙经营，顾名思义，是双方共同出资、共担风险、共享利润。孙海商出的‘资’，不只是那批香料，还包括采购、运输过程中的所有投入。这些投入产生了价值，理应计入合伙成本。”
“谬矣！”另一位老博士反驳，“若如此，岂不是海商说多少成本就是多少？谁能核实他从南洋采购的真实价格？谁能核算万里海路的实际损耗？此例一开，海商便可随意虚报成本，侵吞合伙人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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