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元年七月，流火铄金。
洛阳城热得像座蒸笼，但工部水司的值房里却异常繁忙。二十几个书吏正在分拣堆积如山的卷宗，空气里弥漫着陈年纸张和墨汁混合的气味。水司郎中杜预站在一幅巨大的黄河舆图前，手指沿着那条蜿蜒的曲线缓缓移动，从河源星宿海，一直到渤海入口。
“杜郎中，陕州站的数据送到了。”一个年轻主事捧着木匣进来，额头上全是汗珠，“是加急驿马送来的，六百里加急。”
杜预接过木匣打开，里面是厚厚一叠记录纸。他快速翻阅，目光在“七月初三，水位涨三尺二寸”、“流速增两成”等字样上停留，眉头渐渐皱起。
“去请格物院的陈灏博士。”杜预吩咐道，“还有，把陕州来的老河工郭老三也请来——他应该在后院整理车具。”
半个时辰后，水司的小议事堂里坐了三个人。杜预坐在主位，左边是格物院专攻水工的博士陈灏，三十出头，一身青色学官袍服洗得发白；右边是老河工郭老三，皮肤黝黑如古铜，手指关节粗大，是那种在黄河上搏斗了一辈子的手。
“郭老，您看看这个。”杜预把陕州的数据推过去，“七月初三开始涨水，到今天初十，七天涨了六尺。您觉得今年夏汛会如何？”
郭老三没接纸——他不识字。但他眯起眼睛，伸出三根手指:“郎中大人，老汉在陕州盯了四十年黄河。按老法子算，这时候涨水，若是‘头伏雨、二伏旱、三伏连阴天’，那大汛就在七月下旬。可若是‘头伏旱、二伏雨’……”他摇摇头，“说不准。黄河的事，谁也不敢说准。”
陈灏插话道:“所以下官才说，必须靠数据说话。”他打开自己带来的册子，“下官整理了近三十年的陕州段记录，发现夏汛峰值出现的时间，其实有规律可循。您看——”
册子上是密密麻麻的表格和曲线。陈灏指着其中一条:“从泰始三年到咸宁八年，这十二年是丰水期，大汛平均在七月十八日前后出现。但从咸宁九年到太康六年，转入枯水期，大汛就推迟到八月上旬。而最近五年……”他的手指移到最新一段曲线，“水位有回升趋势，按这个走势，今年大汛应该在七月二十日左右。”
郭老三听得云里雾里，但听到“七月二十日”，忽然拍了下大腿:“对了！老汉想起来了！二十五年前那次破堤，就是七月二十一日！那天是我爹六十寿辰，水来了，寿宴没吃成，全村人都上堤了……”
杜预和陈灏对视一眼。陈灏迅速翻找记录，果然在泰始六年的卷宗里找到:“泰始六年七月二十一，陕州段决口三十丈，淹三县。记录在此。”
空气安静了一瞬。窗外的知了叫得撕心裂肺。
“所以，”杜预缓缓开口，“陈博士的推算，与老河工的记忆，与历史记录，三者对上了。”他站起身，走到那幅巨大的黄河舆图前，“这就是我们要编《黄河水文志》的意义——把老河工脑子里的经验，把散落在各州县的零碎记录，把天地间的规律，统统变成白纸黑字的数据。从此以后，治黄河不再只靠‘老辈人说’，而要凭‘志书上写’。”
郭老三似懂非懂，但听到“治黄河”三个字，眼睛亮了起来:“大人，您是说……以后咱们能提前知道黄河什么时候发脾气？”
“不是知道，是预判。”陈灏纠正道，“就像大夫号脉，知道病人体质如何、以往病史，就能预判他什么季节容易犯病。黄河也有它的‘脉象’，水位、流速、泥沙含量、汛期规律……这些都是脉象。”
杜预点头:“郭老，您四十年在河边看水，看的是什么？”
“看颜色。”郭老三脱口而出，“清水没事，黄水要防，红水……红水就是带着上游黄土下来的，泥沙多，容易淤堵。还看漩涡，看浪头，看水鸟往哪里飞——”
“这些都是宝贵的经验。”杜预认真地说，“我们要做的，是把‘红水’量化成‘每斗水含沙几升’，把‘容易淤堵’量化成‘流速低于多少时泥沙开始沉积’。您和陈博士，一个代表经验，一个代表格物，两者结合，才是真正的治河之学。”
郭老三这辈子第一次听到有人说他的“看水”是“学问”，嘴唇动了动，竟有些哽咽。
“说正事。”杜预回到座位，“《黄河水文志》初稿，必须在这个月内完成。陈博士，你负责数据校勘和图表绘制。郭老，你带着格物院的学生，把各险工段的老河工都访一遍，把他们那些口口相传的谚语、经验，全部记录下来——记得注明是哪段河、哪位老河工说的，传了多少代。”
“下官明白。”陈灏应道。
杜预又抽出另一份文书:“还有这个。陛下已经批了工部的奏请，在黄河十二处险要地段设立永久水文观测站。”他展开文书，上面盖着朱红的皇帝印玺，“陕州、孟津、白马、濮阳……这些地方，都要建起砖石结构的观测房，配发统一的测量仪器。”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