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元年二月，尚书省政事堂内气氛肃穆。一场关系帝国中枢权力格局的重大调整，正在这里酝酿。
辰时刚过，中书令张华、尚书令裴秀、门下侍中贾充，以及六部尚书齐聚政事堂。每个人都神情凝重，面前摊开着新拟定的《三省职权调整章程》草案。而在主位，司马柬身着常服，正在听取各人意见。
“陛下，”张华率先开口，“草案中将中书省拟定诏令、尚书省执行、门下省审核封驳的职权划分更加明确，此乃善政。然臣有一虑：若中书省所拟诏令，门下省频繁封驳，恐致政令不畅。”
门下侍中贾充闻言，立即反驳：“张中书此言差矣。门下省封驳之权，乃为朝廷纠错防失。若中书省所拟诏令完善，门下省岂会无故封驳？”
眼看两位重臣要争执起来，司马柬抬了抬手：“二位爱卿之意，朕都明白。门下省确有封驳之权，但朕希望，这种封驳是在诏令起草阶段就参与进去，而非事后否决。”
他转向众人：“朕的想法是，建立‘政事堂联席会议’制度。凡重大政令，三省主官需在政事堂共同商议，中书省拟稿，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提出执行意见。三方达成共识后，再呈报御前。如此，既可保证政令质量，又可提高效率。”
这话一出，众人眼睛一亮。这种“事前协商”的模式，确实比事后纠错更加高效。
“陛下圣明！”裴秀赞道，“如此，三省既各司其职，又能协同配合。政令的制定、审核、执行形成闭环，既可避免推诿扯皮，又可防止专权滥权。”
“正是此意。”司马柬点头，“另外，朕决定强化政事堂的议事功能。自下月起，政事堂每旬举行一次扩大会议，除三省主官、六部尚书外，各寺监主官、御史中丞、翰林学士等皆需参加。凡涉及多部门的政务，皆在政事堂议定，避免各部门各自为政。”
这又是一个重大变革。传统的中央决策往往局限在少数重臣之间，现在扩大到各职能部门长官，将使决策更加全面、更加贴近实际。
“陛下，”吏部尚书王浑问道，“参加政事堂扩大会议的官员，品级不一。若意见相左，当以何人为准？”
“以理为准，不以品级为凭。”司马柬明确回答，“在政事堂议事时，五品官若言之有理，一品大员也需倾听。朕要听的是真知灼见，不是官场套话。”
这话掷地有声，在座官员无不震动。这意味着，未来的中央决策将更加开放、更加务实。
会议进行到午时，基本议定了三省职权调整的具体方案。但司马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宣布。
“诸位爱卿，新政推行，需才孔急。”他取出一份名单，“朕拟提拔一批官员，进入三省六部担任要职。这份名单，请诸位议一议。”
名单在众人手中传阅。当看到名单上的名字时，许多老臣都露出了惊讶之色——名单上的二十余人，大半出自寒门，或虽出身世家但名声不显。其中更有数人，是近年科举选拔出来的新科进士。
“陛下，”张华斟酌着词句，“这些人……才学或许不错，但资历尚浅，经验不足，直接进入中枢，恐怕……”
“恐怕什么？”司马柬平静地问，“恐怕他们不懂官场规矩？还是恐怕他们动了某些人的位置？”
这话直指要害，张华一时语塞。
司马柬站起身，走到窗边：“太康年间，父皇推行科举，就是要打破门阀垄断，让寒门子弟有出头之日。如今十余年过去，也该看到成果了。”
他转身看着众人：“这些名单上的人，朕都亲自考察过。有的在地方任县令，政绩卓着；有的在格物院研究，成果斐然；有的虽年轻，但思维敏捷，见解独到。让他们进入中枢，不是要取代诸位，而是要注入新鲜血液。”
裴秀沉吟片刻：“陛下所言有理。中枢若全是老面孔，难免因循守旧。引入新人，确实能带来新气象。但臣建议，可先让他们担任副职，熟悉政务后再委以重任。”
“裴尚书此议稳妥。”司马柬点头，“那就照此办理。这些人先任侍郎、郎中、主事等副职，参与政事堂会议，熟悉中枢运作。三年后，再根据表现调整。”
这个折中方案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同。会议结束后，名单上的人员调动方案便正式确定。消息传出，在朝野引起了不小震动。
三天后，第一批提拔的寒门官员到政事堂报到。为首的是原杭州县令李岩，三十八岁，出身寒门，太康十年进士。他在杭州任县令五年，兴修水利，整顿治安，政绩考核连续三年“上等”。
“臣李岩，参见陛下。”李岩躬身行礼，态度恭敬但不卑不亢。
司马柬打量着他：中等身材，面容清瘦，眼神沉稳。“李爱卿，朕看过你在杭州的政绩奏报。你推广的新式水车，使当地灌溉效率提高了三成，百姓称颂。说说看，你是如何想到这个主意的？”
李岩答道：“回陛下，臣到任后走访乡间，发现农民提水灌溉极为费力，便想到了格物院出版的《水利器械图录》。其中有一种翻车，可连续提水。臣与当地木匠一起改良，简化结构，降低成本，便有了如今的新式水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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