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二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刚进二月，台湾的桃花就开了，粉粉白白的一片，从热兰遮城一直蔓延到鹿耳门。港口的柳树也抽了新芽，在带着咸腥的海风里摇曳，嫩得像能掐出水来。
可沈墨没心思赏春。
他坐在热兰遮总兵府的书房里，面前摊着三封信。一封是福建巡抚张秉贞的，措辞客气，但意思很明白：台湾市舶司开张半年，收税八千两，按规定留三成给台湾，就是两千四百两。这笔钱，福建要“统筹使用”，暂时不能拨给台湾。
第二封是邱鸿逵写来的。信里先客套一番，然后委婉地提醒：去年借的五万石粮、两万五千两银子，说好一年还，现在到期了。虽然不急着要，但生意归生意，账目要清楚。
第三封没有署名，但沈墨认得笔迹——是崔景荣的密信。信中说，朝中对台湾开海的非议越来越大了。不少官员上疏，说台湾“耗费巨大，收益微薄”，要求“裁撤市舶司，收缩驻军”。虽然皇上还没表态，但压力很大。崔景荣提醒沈墨：早做准备。
“准备？怎么准备？”沈墨把信放下，苦笑。台湾现在就像个刚会走路的孩子，摇摇晃晃，随时可能摔倒。这时候要是断了奶，必死无疑。
门外传来脚步声，是观墨和郭怀来了。两人都穿着常服，但眉头紧锁，显然也收到了消息。
“督师，”观墨开门见山，“福建那边，粮饷又不发了。士兵们已经两个月没领饷，再这样下去，怕是要闹事。”
“生番那边也不安分。”郭怀补充，“北边几个部落听说朝廷要撤军，又开始下山抢东西了。昨天，鸡岭那边的一个村子被抢了，死了三个人。”
沈墨没说话，走到窗前。外面，港口里停着十几艘商船，正在卸货。市舶司的税吏在清点货物，忙得满头大汗。半年前，这里还冷冷清清，现在总算有了点生气。可这生气，太脆弱了。
“黄提举呢？”他问。
“在港口。”观墨道，“今天有艘日本船到，运来一批铜料，黄提举亲自去验货。”
正说着，黄宗羲匆匆进来了。这个年轻的市舶司提举比半年前黑了不少，也瘦了，但眼睛依然有神。
“沈先生，观总兵，郭参将。”黄宗羲拱手，“刚收到福州的消息，说朝廷派了个巡察御史来台湾，已经在路上了。”
“巡察御史？”沈墨皱眉，“来干什么？”
“说是‘巡视海防，核查税课’。”黄宗羲压低声音，“但我听说，这位御史是方从哲的门生，来者不善。”
方从哲虽然已经不是首辅，但在朝中势力还在。他一直反对开海，反对在台湾驻重兵。这次派门生来，显然是来找茬的。
“什么时候到？”
“最快三天后。”
沈墨沉吟片刻：“黄提举，市舶司的账目，可有问题？”
“绝无问题。”黄宗羲很肯定，“每一笔税款都登记在册，每一文钱都有去处。但……”
“但什么？”
“但咱们这半年，只收了八千两税银。”黄宗羲苦笑，“按朝廷的期望，至少该收两万两。御史要是拿这个说事，咱们百口莫辩。”
这就是问题所在。台湾开海时间短，商船来得少，税收自然不多。可朝廷那些大老爷们不懂，或者装作不懂，他们只看数字。
“先不管这些。”沈墨道，“御史来了，咱们好生接待。账目要清楚，对答要得体。至于其他的……见招拆招吧。”
众人点头，各自去准备。
沈墨一个人留在书房，重新拿起那三封信。他看着，突然笑了。笑得很苦，但也很坚定。
三年了，从收复台湾到开海贸易，每一步都走得艰难。但再难，也得走下去。因为台湾不是他一个人的台湾，是数万百姓的家，是几千将士用命换来的土地。
不能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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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巡察御史到了。
来的是个四十来岁的文官，姓周，名德清，浙江绍兴人。瘦高个，白面皮，三缕长须，典型的江南文人模样。但眼睛里透着精明，看人时总带着审视。
沈墨、观墨、黄宗羲在港口迎接。周德清下船后，只微微颔首，算是还礼。态度倨傲，显然没把这几人放在眼里。
“周御史一路辛苦。”沈墨拱手，“已在总兵府备下酒席，为御史接风。”
“接风就免了。”周德清摆摆手，“本官奉旨巡察，不是来吃喝的。先看市舶司账目，再看港口防务。其他的，以后再说。”
黄宗羲连忙道：“账目已经备好，请御史查验。”
一行人来到市舶司衙门。周德清坐在主位，黄宗羲捧上账册。厚厚三大本，记录着开海半年来的每一笔进出。
周德清翻开，看得很仔细。不时问几句：这笔税为什么这么收？那笔开支用在何处？黄宗羲一一作答，条理清楚，滴水不漏。
看了两个时辰，周德清合上账册：“账目倒是清楚。但税收……未免太少了。八千两，还不够养一个营的兵。朝廷开海，是希望增加收入，不是做赔本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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