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医院后勤楼地下的那场惊心动魄、荒诞诡谲的遭遇，最终以我们三人（仙）从一处不起眼的、堆满废弃输液瓶的后巷通风口连滚爬爬地钻出来而告终。
外头天光已然大亮，是第二天的清晨。
冰冷的空气夹杂着城市的喧嚣和早点摊的油烟味扑面而来，竟有种恍如隔世的不真实感。
我们身上沾满了灰尘、污渍（包括那种甜腥的暗红色污迹）、还有柳应龙毒瘴腐蚀留下的焦痕，模样比刚从垃圾堆里刨出来还狼狈三分。
胸口伤处疼得我直抽冷气，柳应龙脸色苍白，显然消耗巨大。
黄三爷的虚影更是淡得几乎透明，趴在一边大口喘气，嘴里还念叨着：“亏了亏了…刚讨封成功就差点把‘人气儿’搭进去…这趟差事血亏…得让七爷八爷加钱…加香火…”
加钱？能活着出来就不错了。
我靠着冰冷的墙壁，感觉浑身骨头都散了架。怀里那根将军骨黯淡无光，温润感几乎消失，仿佛耗尽了力量。
最要命的是胸口那枚铜钱，冰凉沉重依旧，但裂痕处那道新“封口”上流转的暗金纹路，却隐隐传来一种…难以言喻的、令人心悸的蛰伏感。
想起那喷涌而出、吞噬邪胎的漆黑气流，我后脖颈子就一阵阵发凉。
这事儿，没完。
我们不敢久留，互相搀扶着（主要是柳应龙搀我，黄三爷自己飘着），拖着沉重的步子和那辆破二八大杠，避开早起的人流，绕着小路，花了比平时多一倍的时间，才终于回到了筒子楼那片熟悉的、弥漫着煤灰和酸菜味的地界。
纸扎铺子门口，老姜同志正黑着脸，拿着一把秃了毛的大扫帚，有一下没一下地扫着门前的尘土和碎纸屑——
那是上次耗子精祸害和黄三爷、柳应龙“净化”后留下的遗迹。
看到我们这副比逃荒还惨的德行回来，他扫帚一顿，蜡黄的脸皮抽动了几下，似乎想骂，但看到我惨白的脸色和柳应龙扶着我那小心翼翼（其实是他不会扶人，动作僵硬）的样子，到嘴边的骂娘又硬生生咽了回去，最终只从鼻孔里重重地“哼”了一声，转身进了屋，不一会儿，里面传来锅碗瓢盆碰撞的、明显带着火气的动静。
得，这是默许我们回来了，但气儿还没消。
我们把几乎虚脱的黄三爷（他嚷嚷着要回耗子岭…旁边他新发现的某个风水宝地洞府休养，金光一闪就没了影）和沉默调息的柳应龙安顿在铺子里唯一的破炕上（柳应龙表示不介意灰尘，只要能躺着恢复就行），我自己则强撑着，用最后一点力气，烧了点热水，胡乱擦洗了一下身上最明显的污渍，换上一件稍微干净点的破褂子，然后也瘫在了炕沿上，感觉随时能昏死过去。
这一觉，睡得天昏地暗，噩梦连连。
一会儿是无数猩红的鬼婴眼睛，一会儿是翻滚的暗红污血，最后总是定格在那道从铜钱裂痕中喷涌而出、吞噬一切的漆黑气流上，冰冷、暴戾、贪婪……
每次都在即将被那黑气吞没的惊悸中猛然醒来，冷汗浸透衣衫。
睡了不知道多久，再次被饿醒——
严格来说，是被柳应龙那直勾勾盯着我的、写着“饿”字的墨绿竖瞳，和肚子里雷鸣般的“咕噜”声给双重叫醒的。
窗外日头已经偏西，又是一天傍晚。
老姜同志虽然还在生闷气，但到底刀子嘴豆腐心。
炕头破桌子上，摆着两碗稠糊糊、冒着热气的苞米茬子粥，一碟黑乎乎的咸菜疙瘩，还有几个烤得焦黄、散发着粮食香味的窝窝头。
柳应龙已经端着一碗粥，正以极其认真、一丝不苟的态度，“吸溜吸溜”地喝着，仿佛在完成某种神圣仪式。
我挣扎着爬起来，感觉胸口伤处的剧痛减轻了一些，但依旧隐隐作痛，浑身酸软无力。
我也端起粥碗，温热的粥水下肚，才感觉冰冷僵硬的身体有了点活气儿。
“墩子…怎么样了？” 我哑着嗓子问。
老姜同志蹲在门槛上抽着旱烟，闻言头也没回，闷声道：“醒了，能喝点稀的了，死不了。”
语气依旧硬邦邦，但能听出松了口气的意思。
那就好。
王墩儿没事，总算有个好消息。
我们正吃着这顿迟来的“早午饭”（或者叫“晚早饭”），筒子楼那狭窄的楼道里，突然传来一阵略显急促、但又不失稳重的脚步声。
这脚步声与邻里那些趿拉着拖鞋、风风火火的动静不同，带着点…知识分子的克制和匆忙。
脚步声停在了“三清殿”门口。
我和老姜同志，连同专心喝粥的柳应龙，都下意识地抬头望去。
门口站着一个约莫五十出头、戴着金丝边眼镜、穿着洗得发白的灰色中山装、手里还提着一个旧式牛皮公文包的男人。
他个子不高，身材清瘦，面容儒雅温和，但眉宇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和忧虑。
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身上的气味——
一股淡淡的、清苦的草药味，混杂着消毒水的味道，与这筒子楼的烟火气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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