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倒是认为振声同志讲得在理，总不能放任不管吧？
我建议再依托街道现有的零散安排，鼓励街道多办些小型集体作坊，能安置多少算多少。”
“唉，街道本身的经费、场地、物资都短缺，临时搭起来的小作坊体量太小，这一批能安置，下一批呢？”
罗正邦有些犹豫地开口：“听说南方有省份选定试点开放了城市农贸市场，允许知青从事修鞋、缝纫、小吃、日用零售等个体营生。”
曹怀安直接拍板，“辽安也不是不能搞，可以将盛阳作为试点适度开放，一定要守住政策口径，记住了，这些是补充国营商业的便民服务。”
叶文娟点头，然后面露难色，“书记，再给国营厂划分一批用工指标？
厂领导急着安置厂子弟，倒也没拒绝。”
夏宝珠在曹书记开口前抬手示意，“我不赞同继续向企业硬性摊派招工名额。
不少厂矿领导盼着上面划名额，主要是想借着官方指标优先安置本厂职工子弟，化解内部矛盾。
但大量冗员早晚会变成甩不掉的包袱，甚至拖垮辽安的工业根基。
我们应该搞清楚，眼下省里通过外汇留存推动产业技术改造，是辽安工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
若是持续无节制摊派人员，人力成本持续走高，企业利润被大量人头开销吃掉，技改赚来的效益进而被消耗一空。
企业还如何通过首轮技改形成持续技改的良性循环？
到时工厂亏损、产业衰败，我们要面对的就不只是知青安置问题了。”
“有这么严重吗？咱们辽安的工业底子厚了多少年，安置点知青就被拖垮了？”
“是的，企业的生产岗位、产能、营收都有固定体量。
人多活少，劳动效率必然持续下降，单位产品的人力成本跟着上涨，企业的盈利空间会被不断挤压。
从经济运行的角度看，拆东墙补西墙将眼前的矛盾暂时转移，矛盾会以成倍的速度累积。”
夏宝珠的发言引起一阵讨论。
但计划经济的大锅饭思维根深蒂固，盈亏都有国家兜底，在不少干部眼里多添人手只是多开一份工资而已，反正走财政计划算什么经营压力？
反而知青引发的社会矛盾亟待解决。
范振声退一步，“宝珠同志，那总有国营厂技改后产能提高，有实在的用工需求吧？”
“有，但无论是拿到成套设备还是技改基金，企业都必须按需用人、择优录用，这是周转办对企业考察的其中一条硬性规定。
所以咱们不需要安排强制摊派，厂里会根据需求申请招工指标。
说到这里我提一点，职工子女顶替制度应当适度收紧，提前退休腾岗位要做好老带新工作，保住国企的技术根基与生产效率。”
夏宝珠话落一时半会没人讲话。
大家都是靠着工作经验摸着石头过河。
结果就你夏宝珠脑袋长牛角尖被国家头号经济学家看中攻读政治经济学研究生，就你夏宝珠能被聘任成国家计委的经济咨询委员。
这还怎么玩？
话反驳出去都气弱三分。
他们难道不知道给企业摊派治标不治本吗？那不是没办法吗？
外面这会儿就喊着口号呢！
曹怀安见状反倒松口气，“小夏，你有什么意见？”
小夏的疑问后面必然跟着解决方案。
夏宝珠开始踩钢丝，“我认为政治账和经济账不能割裂。
工业是咱们辽安的根基，根基垮了，再谈稳定就是空谈，我主张给国企减负，另寻出路，多渠道分流安置。
第一，在咱们去年盘活农村经济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开对农村的束缚。
放宽农村集市贸易限制，同时省里可以牵头各市县设立知青创业专项基金。
也就是说鼓励目前还在社队的知青留在当地带着社员搞社队企业，政府可以适度提供物资扶持、技术培训。
把农村变成就业缓冲地，而非单纯的甩包袱去处。
第二，适度放开街道集体企业审批。
允许各街道利用闲置场地兴办便民加工厂、服务站，吸纳知青就业，这类集体企业独立运营，不挂靠国营大厂、不占用国企编制，自然也没有财政负担。”
没等夏宝珠说下去，拍桌子声音就出现了。
“坚决不行！这是恢复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省里擅自开口子是不要命了吗？”
“我也不同意！街道集体不能自主定价自主招工，这是变相搞私营经济，冲击国营经济地位！”
夏宝珠早预料这种情况，眨眨眼继续说：“第三，组建社会化劳动服务公司。
我举个例子，以街道为单位，组织青壮年知青组成建筑、装卸、市政维修队伍，对外承接劳务工程，按劳取酬，全员自愿参与，不设固定编制，靠劳务换取收入。”
会议室内的大部分领导都是保守派，听完反复念叨一句话：“这咋能行呢？？？”
翁军长打量夏宝珠，“小夏，这是中央风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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