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妮是公社里有名的“铁姑娘”，能扛着百斤重的红薯走二里地，能在田里跟男人们比着挣工分，可再大的力气，也跨不过男女之间那道天堑似的差距。
她爹是大队里出了名的懒汉，日头没爬高就蹲在墙根抽烟，队里喊上工总找借口躲着，可发起火来却有使不完的劲。只要王春妮敢反驳一句，他抄起门后的扫帚杆就往她身上抽，有回气头上竟直接把扫帚杆抽断了，断茬刮得她脖颈子冒血珠，她也只能咬着牙不敢哭出声。
两个哥哥更是游手好闲的主，白天上工浑水摸鱼，晚上回家就等着王春妮把热饭端上桌。要是王春妮晚了些，或是敢抱怨一句，俩人能立马扑上来，一左一右按住她的胳膊，让她连躲的余地都没有，她爹再趁机过来踹上两脚，家里的咒骂声能惊动半个大队的人。
每回反抗的结果，都是更重的打骂——要么被锁在柴房里饿两顿，要么被她娘拽着头发拖到大队部，当着全村人的面骂她“不孝”“白眼狼”，把最难听的话往她身上泼。到最后，她只能乖乖听话。
现在这样虽然苦，至少她还有个“懂事”“能干”的好名声，偶尔还会有人上门提亲，就算彩礼被爹妈抬得高，好歹还有点盼头。
可要是真听了陈安的话，跟家里闹翻了，爹妈定然不会饶了她。他们说不定会找个深山里的老光棍，收上一笔彩礼，连夜就把她捆着送过去。反正对他们来说，她不过是个能换钱的物件，与其留着“忤逆”，不如早点卖个好价钱。到时候，她连这石板桥边的风都吹不到了，只能在深山里熬到死。
这些话，王春妮没跟陈安说。陈安眼里的光太亮，她不忍心把那点光戳破。她知道陈安是真心想帮她，可有些苦像埋在心底的刺，拔出来会淌血，说出来也只会让别人跟着难受，倒不如自己藏着。
她没看陈安，目光越过桥面，直直落在桥下的河面上。傍晚的霞光正斜斜铺下来，把河水染成了一片碎金，风一吹，那些金闪闪的光就跟着波纹晃啊晃。
晃得人眼晕，也像极了她这些年的日子：看似希望就在眼前，伸手一抓，却全是空的。
方才被陈安从桥边拽下来时，心里那点被激起来的求生欲，像颗小火苗似的亮了一瞬。她甚至偷偷想过，要是真能像陈安说的那样闹一次，该有多好。
可这会儿再盯着河面，那点火苗正被心底翻涌的绝望一点点吞回去。她想起爹娘的打骂，想起哥哥们的蛮横，想起那些高得离谱的彩礼，想起深山里可能等着她的老光棍——比起将来过那样的日子，此刻纵身跳进这河里，反倒是条干净的路。
至少河水能把身上的委屈和疼都冲掉；至少沉下去了，就不用再听爹娘的骂声，不用再被当成物件算计，不用再对每一个来提亲的人抱着不切实际的希望。
她的眼神渐渐恍惚起来。桥栏外的河水好像不再是浑浊的，反倒成了片温软的棉花，正轻轻招着她。耳边陈安的声音也远了，只剩风吹过河面的声音，像在跟她说：“跳下来吧，跳下来就不疼了，跳下来就不用再熬了。”
王春妮的脚又往前挪了挪，布鞋的鞋尖已经悬在桥栏外，只要再往前倾一点，就能扑进那片晃眼的霞光里，扑进那片“温软”的河里。
陈安自始至终没敢移开视线，眼瞅着她的动作，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她没再喊，而是一个箭步冲上去，一把攥住王春妮的手腕，指甲都掐进了对方的皮肉里：“王春妮！别傻了！”
王春妮被拽得一个趔趄，积攒许久的情绪一下崩了。她对着陈安哭喊起来：“陈安！你能救我一次，两次，你能救我一辈子吗！”
她挣了挣，没挣开陈安的手，声音渐渐弱下去，带着认命的绝望。她用袖子胡乱擦了擦眼泪，眼睛红得像兔子，连说话的力气都快没了：“陈安，我知道你是好心，可我……我真的没办法了。我挣的工分养着全家，可他们还嫌不够，还想把我卖个好价钱。我不想给他们卖一辈子的命……算我求你了，你走吧，别管我了。”
陈安第二世时网络上很流行一句话：“尊重他人命运，放下助人情节。”可此刻看着王春妮空洞的眼神，她怎么也没办法转身离开。
她知道王春妮不是不想活，是被眼前的困境死死困住了，看不见一点出路，才只能用“死”来反抗。
王春妮没读过几年书。十三岁那年，她娘从课堂里把她拽出来，手里的课本换成了锄头，从那天起，她就再也没摸过书本。
公社广播里念的政策、大队墙上贴的报纸，她要么得忙着挣工分没机会听，要么就算看见了也认不全字。
这辈子灌进她耳朵里的，全是“女娃要听爹娘的”“彩礼多了才体面”“不孝的姑娘没人要”，这些话像一条条绳子，早把她的手脚、她的心，捆得死死的。
不行，不能让她就这么放弃。陈安深吸一口气，攥着王春妮手腕的手松了些，却没放开，她放缓了语气，一字一句地说：“王春妮，你先冷静点，听我说。早在1950年，国家就颁布了《婚姻法》，里面明明白白写着，婚姻自由，反对包办婚姻、买卖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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