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这些年来，并非不知宗藩之弊，也知道宗室俸禄沉重，却从未像今日这般被一个“棋盘放米”的故事直观地感受到压力。
洪武年间，宗室不过数十人，岁禄有限。可到了现在，在册者已近三万，若人人按祖制领取全禄，长此以往朝廷便是掘地三尺也供不起。
当务之急，应是如何从源头着手，严格限制未来宗室人数。
早在张璁辅政的嘉靖新政时期，便已着手清理勋戚庄田，限制宗室请乞。也曾上疏直言：
“宗室日繁，禄米日增，天下岁供不足供藩府之半。”
更是严控宗室请封、限制纳妾人数、削减禄米标准。
嘉靖也曾下旨，命礼部、户部进行小规模调整试行。
可推行起来，谈何容易？
从嘉靖八年到嘉靖二十四年，整整十六年，才勉强完成了几项微调：郡王护卫从三十名减至六名、规范禄米发放时间、限制纳妾人数。
那些藩王郡王，哪个不是太祖、成祖的子孙？
就这十几年时间，各地藩王折子一上，一片“背弃祖宗、薄待亲亲”的骂声。
山西的晋王、河南的周王、湖广的楚王……哭诉朝廷刻薄，罔顾亲情。朝中清流也纷纷指责，称此举有违孝悌之道。棘手的是，宗室与地方官员、豪强早已盘根错节。
王府的庄田、店铺、私盐买卖，牵涉多少人的利益？
张璁再强势，终究还是推行不下去。
夏言接任首辅后，虽也知此弊，却将更多精力放在边防与朝争上，宗藩改革便渐渐搁置了。
所以老爷子严嵩上任首辅以后，也不再主动推行长远建设性的改革举措，更多是在腐败框架下的一些务实应对，维持朝廷秩序、满足道长需求，不得不采取一些权宜之计。
这些年来南倭北虏，其实老爷子也不容易，要维持朝廷稳定，有时不得不牺牲老百姓的一些利益，甚至以放弃长远建设为代价。
严嵩的精力主要投入在边防上，特别是支持兵部尚书杨博在宣大、蓟辽一带修筑堡垒、整饬军纪，提升了边防的防御能力，减少了鞑靼的小规模入侵。
在南方倭寇问题上，则重用胡宗宪、戚继光、俞大猷，支持剿抚结合的策略。
此刻，严邵庆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能给道长建议。
其实道长身边都不缺乏能人，大家都清楚其中利弊，只是推行起来的阻力实在太大，只能以润物细无声之法，一点一点去调整。
宗藩之事，道长也知道除了裁撤、削减、限制，没有其他更好的解决方法。
这事，除非严嵩来主持，可严阁老年纪这么大了，不一定有这样的精力。此事需一位老成持重、心思缜密、且能信任之人来长达多年时间推进主持。
“袁炜、李春芳……”
两人的名字一前一后浮现在嘉靖道长的脑海中，道长心中已有决断。
嘉靖道长的思绪又转到另一个头疼的问题上，边饷。
宗室禄米是一大项，九边军费更是无底洞。
嘉靖忽然想起去年严邵庆钦差江南时与胡宗宪所奏的江南卫所之事：卫所土地被勋贵、军官、豪强侵吞殆尽，士兵无地可耕、无粮可食，空额严重，战力全无。
当时下旨让胡宗宪与三位国公世子推行了“江南卫所赎买合法化与竞价发卖”之策，以筹措抗倭军需为名，令占田者缴纳助捐，换取永业田契；逾期或拒缴者，土地收归官卖。
所得银两，用于编练新军、建造战船。
嘉靖看向侍立一旁的吕芳，问道：
“吕芳，三位国公的世子南下，可有进展？江南近日可有密报提及此事？”
当初嘉靖和严嵩都不让严邵庆插手此事，因此严邵庆对进展所知不多，此刻也竖起耳朵听着。
吕芳躬身回答：
“回皇爷，东厂与镇守太监确有奏报。定国公世子徐文璧、英国公世子张元功、成国公世子朱时泰在抵达杭州后，胡部堂便召集南直隶、浙江各卫所指挥使、千户及地方豪强，宣谕陛下整军备倭、筹措军饷之决心。拟定的《卫所屯田助捐发卖章程》也已颁行各府县。”
“反应如何？”嘉靖追问。
“起初抵触甚大。尤其一些世袭武官及地方豪强，声称祖产不可侵夺，联名上书，暗中串联，试图抵制。甚至还散布谣言，说朝廷此举实为与民争利、要逼反良善。”
嘉靖冷哼一声。
吕芳继续道：
“胡部堂以总督身份，连撤三名抗命不遵的卫指挥使，押送京师问罪。英国公世子张元功亲率督标营，查抄了镇江两户串联抵制最力的豪强，将其家主以阻挠军机、私通倭嫌下狱。
成国公世子朱时泰则利用其姻亲关系，游说部分动摇的军官……如今松江、苏州、常州、嘉兴等地均已陆续推行，其中嘉兴府一处完成的最好，三千亩的上好卫田，折合下来，每亩约值二十两，首次发卖便拍出六万两高价。
目前所得银两已陆续解送胡宗宪军前，用于招募勇壮、修缮战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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