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启明关于“主干与支流”的提法，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僵局中的一扇侧门。高晋团队连夜调整方案，将原本略显理想化的“联邦网络”构想，细化成一个更具弹性的分层架构。
核心层——他们称之为“星核”——由部级平台维护，包含最基础的数据交换协议、核心风险识别算法、跨域关联引擎和区块链存证节点。这一层必须统一，如同电网的电压频率标准。
中间层是“区域节点”，允许省级或重点城市在符合“星核”协议的前提下，建设本地数据处理和存储中心，运行一些区域性、行业性的辅助模型，并开发面向本地需求的增值应用。数据可以在此层进行更多的本地化处理，但关键风险特征和模型训练所需的脱敏数据，仍需按规则向“星核”反馈。
最外层则是各类终端应用和传感器网络，形态可以多样，只要符合接入规范。
“给地方留出‘创新空间’，也留下‘责任田’。”张思远指着新绘制的架构图，“他们可以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搞智慧应用、产业孵化，但涉及跨区域、跨领域的重大风险感知，必须纳入主干网络。这样，产业蛋糕还在，但数据流通的主动脉不会被掐断。”
高晋补充：“关键是要设计好贡献度计量和利益反馈机制。地方节点贡献的有效数据多、模型优化贡献大，就能在算力支持、优先预警、专项分析等方面获得更多回报。要让‘融入主干网’变得比‘自建孤岛’更划算。”
方案雏形初现，但高晋知道，真正的考验在于如何让这个方案落地，尤其是在城镇结合部那片暗流汹涌的“陂塘”。
关于失踪传感器和废弃厂房的异常，高晋通过一条极其隐蔽的渠道，申请调取了近期该区域的商业卫星遥感影像。分析结果令人心惊：在传感器信号中断前后，厂房区域的热信号和车辆活动频次显着异常，尤其在凌晨时段。更值得注意的是，影像显示厂房后院一块空地的地表覆土有近期翻动痕迹，面积不大，但形状规整。
“不像一般生产活动。”遥感分析专家在加密通话中低声说，“倒像是……在埋或者取什么东西。结合货车活动，转移的可能性大。”
高晋没有惊动任何人，包括王主任。他指示张思远，动用一切非接触监测手段——远程定向拾音、低空无人机（保持安全距离和高度，伪装成航拍爱好者的设备）、甚至通过公开渠道分析该区域及关联企业的水电消耗、物流信息。
同时，他让团队加快“主干-支流”方案的细化，特别是其中关于“高风险区域动态监测模块”的设计。这个模块允许地方接入各类物联网传感器数据，用于本地安全监控，但同时，传感器网络本身的“健康状态”（是否在线、数据是否异常中断）会被作为一项重要的环境风险指标，纳入“星核”的整体评估模型。
“我们要把传感器网络本身，也变成风险感知的一部分。”高晋在内部讨论时说，“设备无故失效、信号被屏蔽，这些异常本身就是需要关注的风险信号。这既是技术设计，也是一种姿态——告诉那些想隐藏什么的人，阴影本身也会投下影子。”
几天后，高晋带着更成熟的方案再次向孙启明汇报。孙启明仔细翻阅了文档，尤其关注地方节点的权责清单和激励相容机制部分。
“思路可以。”他最终放下文件，“但激励是否足够？地方建平台，除了政绩，很直接的就是经济和就业。你们这个架构，地方还能拿到多少项目？”
高晋早有准备：“孙司长，我们测算过。如果地方完全自建大集中平台，硬件、基础软件、定制开发、长期运维，总投资巨大，而且很多是重复建设。采用我们的分层架构，地方可以省下至少百分之六十的基础平台投入，将资金和人力集中在本地特色应用开发和数据治理上。这其实解放了地方的财力，让他们能去做更贴近需求、更能凸显政绩的‘应用创新’。我们甚至可以设计一种‘创新基金’，对在框架内开发出优秀场景应用的地方给予奖励或额外算力支持。”
孙启明不置可否，转而问：“试点市那边，最近有什么新动静？”
“陈主任那边反馈，他们对‘主干-支流’的思路很感兴趣，认为更具操作性。不过，他们市属的几家科技企业，最近联合搞了一个‘智慧城市数据产业联盟’，开了一次发布会，邀请了主管副市长。”高晋如实汇报，信息来自公开新闻和倪永孝若有若无的提示。
“产业联盟……”孙启明手指轻轻敲着桌面，“这是摆明车马要争食了。也好，有竞争才有比较。你们这个方案，尽快形成一个试点实施的指导意见草案，不要太细，把原则、框架、关键接口说清楚。我找机会和试点市沟通一下。”
“是。”高晋听出了孙启明的潜台词：他要亲自去协调，平衡部委与地方、统一与灵活、安全与发展的多重诉求。这或许是“星图”项目推进以来，最积极的一个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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