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晋的战略调整悄无声息开始了。他如同一名耐心的棋手，在看似固化的棋盘上，同时布局着明暗两条线。
明线上，他对那份《关于进一步加强重大能源项目前期工作协调机制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的回应，堪称顾全大局的典范。他亲自起草了筹备组的反馈意见，语气平和，充分肯定文件对于规范管理、提升效率的积极作用，仅在“未经充分验证的新型评估模型”这一条款上，提出了技术性的补充建议。他建议，可建立“新型评估工具备案与试点应用机制”，由办公厅或政策研究室牵头，对具备一定理论基础和实践数据的工具进行认定，允许在特定项目或范围内进行“程序内测试”，并将测试结果作为工具完善和决策参考的依据。这份反馈意见既未直接挑战文件的权威，又为“星图”这类工具的未来留下了一道窄缝，姿态无可挑剔。
暗地里，针对专家咨询会的“钥匙”正在紧锣密鼓地打造。李毅带领技术团队日夜奋战，将数据中心原型系统的演示模块打磨得愈发精炼、直观。赵明则与筹备组的几位笔杆子一起，精心准备了三个核心案例：中西部风电基地消纳风险、跨区域电网阻塞的经济成本模拟，以及一个基于历史数据回溯的、关于某传统能源基地因规划滞后导致产能过剩的“复盘”分析。这三个案例，分别指向了未来投资风险、经济运行效率和历史教训，涵盖了“科学规划”的多个维度，极具说服力。
与此同时，高晋主动约谈了陈皓。在政研室那间堆满书籍的办公室里，两人进行了一场深入的交流。高晋没有透露银行方面的具体信息，而是从更宏观的角度阐述了“星图”与市场预期引导、风险防控的关系。
“陈主任，‘星图’的价值，不应只锁在部委的档案柜里。它的预警功能，如果能被市场参与者合理参考，将有助于减少盲目投资，提升整个能源体系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水平。这符合中央关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精神。”高晋斟酌着词句。
陈皓是聪明人，立刻捕捉到了高晋的弦外之音。他推了推眼镜，缓缓道：“高部长的意思是，政研室或许可以搭建一个平台，以研究交流的形式，向宏观经济部门、智库以及部分重要金融机构的研究院，传递一些基于新方法、新模型得出的趋势性判断？不涉及具体项目细节，更侧重于方法论和宏观风险提示。”
“正是如此。”高晋点头，“这有助于形成更广泛的共识，也能倒逼我们的规划工作更加精细化和科学化。”
陈皓沉吟片刻，显然在权衡其中的利弊与可能性。最终，他点了点头：“这个思路很有建设性。我们政研室近期确实在筹备一个‘能源与经济风险研判’内部沙龙，邀请范围可以适当考虑纳入几家在能源领域有重大风险敞口的金融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届时，或许可以请筹备组的同志，以专家身份，分享一些‘星图’在风险评估方法论上的创新。”
一条潜在的、通向市场预期的渠道，就这样在非正式的交流中达成了初步意向。高晋心中稍定。
专家咨询会的前一天，高晋接到了周部长秘书的电话，通知他次日的会议，周部长希望他能列席，并在专家讨论环节，就“十四五”规划中期评估中可能遇到的新技术、新方法问题，准备一些简要的发言。
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列席会议与正式参会有所不同，但被点名准备发言，意味着周部长已经注意到了“星图”和其背后的争论，并愿意在这样一个相对高层次的场合，给他一个展示的机会。
机会来了，必须抓住。
次日的专家咨询会气氛严肃而热烈。周部长主持，王振涛副部长以及相关司局负责人悉数在座。受邀的专家多是能源经济、电力系统、环境工程领域的权威人士。讨论不可避免地触及了当前规划体系在面对新能源大规模接入、气候变化压力增大等新形势下的挑战。
一位资深电力专家在发言中尖锐指出：“我们现有的规划模型，多基于历史数据和相对静态的假设，对于未来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带来的不确定性，刻画能力不足。这可能导致规划与实际运行脱节，比如某些地区出现的严重弃风弃光问题，规划阶段并未充分预见。”
会场出现了短暂的沉默。这正是高晋等待的“门缝”。
周部长目光扫过会场，最后落在了列席会议的高晋身上，语气平和地说：“高晋同志，你们筹备组一直在进行大数据和模型整合方面的探索，对于专家提到的这个问题，你们有什么初步的思考？”
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到高晋身上。王振涛端起茶杯，不动声色地呷了一口，目光低垂，仿佛对茶杯上的纹路产生了浓厚兴趣。
高晋深吸一口气，沉稳地开口：“感谢周部长，也感谢刚才李教授提出的宝贵意见。这正是我们‘星图’筹备组试图回应的问题之一。传统规划方法非常重要，是我们的基石。‘星图’并非要取代它，而是希望通过引入更实时、更海量的数据和高频动态模拟能力，为其提供补充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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