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构建国家规划“星图”动态管理系统的初步方案》（以下简称《星图方案》）的征求意见稿，如同投入部委池塘的另一颗石子，这次激起的已不仅仅是涟漪，而是清晰的浪涌。文件在部党组成员及相关司局负责人中小范围传阅后，各种反应迅速汇集到高晋这里。有书面反馈表示支持的，有打电话来委婉提醒“步子不宜过大”的，更有沉默的大多数，静观其变。
部党组会议如期在规划部大楼顶层那间庄重而略显压抑的会议室举行。深红色的椭圆形会议桌旁，坐着决定规划部未来方向的核心人物。气氛在会议开始前就已显得凝重。
高晋作为方案的主要提议者，首先做了汇报。他尽可能用平实、客观的语言，阐述了构建“星图”系统的必要性、可行性，重点引用了东部老工业区评估和新能源布局规划两个成功案例，强调了该系统作为“辅助决策工具”的定位，以及前期试点、循序渐进的实施路径。他刻意淡化了理念之争，突出了解决实际问题的效能。
“……综上所述，‘星图’系统并非对传统规划工作的颠覆，而是赋能和升级。目的是让我们绘制的蓝图，更能经受住实践的检验，更能动态响应国家发展的现实需求。”高晋以这句话结束了他的发言，平静地坐下。
短暂的寂静后，主管基础设施规划的副部长王振涛清了清嗓子，率先开口。他作风强硬，长期主管重大工程项目，在部内和相关部门拥有深厚人脉。
“高部长的想法，很有冲击力。”王振涛语调平稳，但用词犀利，“但是，我有些担忧。规划工作，尤其是重大基础设施规划，周期长、投资大、影响深远。我们依靠的是严谨的勘察、科学的预测、反复的论证。现在引入这个……‘动态系统’，依据实时数据频繁调整，那么规划的严肃性何在？地方和相关部门如何形成稳定的预期？今天因为数据说这里效益好，加大投入，明天数据变了，又要求调整，这不是‘规划打架’吗？我们如何向国家、向人民交代？”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与会众人，最后落在高晋身上：“举个例子，一个跨区的特高压输电项目，从规划到立项、审批、建设，周期可能超过十年。如果中间因为某个区域短期数据波动，就要调整线路甚至规模，造成的损失谁来承担？企业的投资信心如何保障？我认为，规划需要的是战略眼光和定力，而不是被数据流牵着鼻子走的‘灵敏’。”
这番质疑，直接命中了《星图方案》可能引发的现实矛盾和权力重构问题。王振涛担心的，不仅仅是理念，更是其背后可能动摇现有项目审批格局和利益分配的潜流。
高晋早有准备，他沉稳回应：“王部长的问题非常实际。我想强调两点：第一，‘星图’系统并非用于对重大工程项目进行‘频繁调整’。这类项目一旦进入实施阶段，自有其严格的建设管理程序。系统的首要作用，是在规划编制和前期论证阶段，提供更全面、更精准的模拟和预测，减少决策偏差，从源头上提升规划的科学性，避免‘建成即落后’的困境。”
“第二，”他继续道，“所谓动态调整，主要针对的是产业政策、区域发展策略等柔性规划内容，以及应对重大突发情况。而且，调整绝非儿戏，必须设定严格的阈值和触发条件，经过规范的评估和决策程序。这正是在《方案》中需要重点设计的部分。其目的，正是为了避免因规划僵化而导致的更大浪费和机遇错失。稳定预期，来自于规划的科学性和适应性带来的更高成功率，而非一成不变的条文。”
刘启明副部长接着发言，他更侧重于制度和法理层面：“高部长的解释有一定道理。但正如王部长所虑，这套系统一旦建立，其运行规则、决策权限如何界定？目前我们的《规划编制条例》等相关法规，并未赋予规划部门如此‘动态’调整的权限。这是否存在越权的风险？是否会与其他部委，如发改委、财政部等的既定职能产生冲突？改革不能只在我们内部闭门造车，必须考虑外部协调和法律法规的衔接。”
这是更深的顾虑，触及了行政权力的边界。高晋点头表示认同：“刘部长指出的法律和协调问题至关重要。因此，《方案》中明确建议，系统建设分两步走：第一步，在部内特定领域试点，完善技术模型和内部流程；第二步，待成熟后，研究提出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建议，并建立与相关部委的数据共享和会商机制。这必然是一个渐进、审慎的过程。”
会议陷入了激烈的讨论。支持者认为这是大势所趋，能极大提升规划部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反对者则忧心忡忡，担心失控、担心争议、担心动摇根本。几位中立党组成员则更多地提出技术性质疑和操作层面的困难。
争论焦点逐渐集中到《星图方案》是“全面推进”还是“有限试点”上。保守一方认为，当前应仅限于理论研究和极小范围技术探索，不宜以部级方案形式明确提出来。而高晋一方则坚持，必须有一个明确的顶层设计和方向指引，否则试点容易流于形式，无法凝聚资源，突破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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