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元年二月二十五，午时正。
北京午门外的广场上，数百士子如潮水般涌动。初春的寒风刮过汉白玉栏杆，扬起众人衣袂，却吹不散那一张张脸上激愤的神色。国子监祭酒方从哲立于最前，手持一份洋洋洒洒的万言书，正领着众人高诵：
“臣等伏请陛下——罢黜赵宸，停新政，撤水师，与葡夷和谈！”
声浪如雷，撞在巍峨的宫墙上，回音嗡嗡作响。守卫午门的禁军虽执戟肃立，但眼中皆有忧色——这些叩阙的士子中，不少是朝中官员子弟，甚至有些本人就是举人、进士，打不得，赶不得。
就在此时，午门城楼上，出现了一个披着厚裘的身影。
赵宸扶着城堞，俯瞰下方黑压压的人群。他脸色在冬日阳光下更显苍白，但那双眼睛却清亮如寒潭。杨震为他搬来一个锦墩，他却摆摆手，示意不必。
“诸君——”
他的声音通过铁皮喇叭传出，不高，却奇异地压住了下方的喧哗。
广场上霎时一静。所有人都抬头望去，看到了那位传闻中独揽朝纲、力主开海的首辅。不少人眼中闪过复杂情绪——敬佩者有之，憎恶者有之，更多的则是疑虑。
方从哲上前一步，仰头高声道：“赵阁老！您既现身，敢问——开海禁、练水师、启边衅，耗费国帑百万，致西洋强敌犯境，此非祸国殃民，又是什么？！”
这话问得极重，直指核心。
赵宸却笑了。那笑容在苍白脸上绽开，竟有几分苍凉的意味。
“方祭酒问得好。”他缓缓道，“那赵某也有一问——嘉靖三十二年，倭寇破上海，掠松江，杀我百姓三万，此祸从何而来？”
方从哲一愣，随即道：“自是倭人凶残！”
“倭人为何能跨海而来？”赵宸追问，“因为我大明水师凋零，海防空虚！永乐年间，三宝太监七下西洋，船队二百余艘，将士二万八千，横行南洋，万国来朝！那时可有倭寇敢犯？”
他顿了顿，声音转厉：“自正统年海禁始，船厂废弃，水师解散，海图失传！待倭寇蜂起时，我沿海卫所竟无船可出，无将可用，任其烧杀抢掠数十年！此非前车之鉴？！”
这番话掷地有声，许多士子面露思索。
“可……可开海禁引来葡夷，岂非引狼入室？”一名年轻士子高声质问。
“葡夷今日不来，明日不来，后日必来！”赵宸斩钉截铁，“泰西诸国，船舰日坚，炮火日利，已据满剌加，窥台湾，侵吕宋！诸位可曾想过——若西洋人以满剌加为基，造舰百艘，运兵数万，北上犯我广东、福建，届时我大明拿什么抵挡？再像嘉靖年间那样，任其荼毒沿海？！”
他指向南方：“今日救满剌加，非仅为藩属之义，更为御敌于国门之外！水师初建，船不过百，将不过十，此时不战，待敌坐大，悔之晚矣！”
“但国库空虚，百姓困苦！”方从哲急道，“阁老新政，摊丁入亩、整顿漕运、重建水师，哪一项不要银子？东南赋税已重，再加征，恐生民变！”
这话触到了许多人的痛点。人群中响起附和声。
赵宸沉默片刻，忽然问：“方祭酒祖籍浙江，家中可有田产？”
方从哲脸色微变：“有……有薄田数百亩。”
“那敢问，”赵宸盯着他，“嘉靖四十年，浙江清丈田亩，方家报税之田是多少？如今实际田产又是多少？”
“这……”方从哲语塞，额角渗出冷汗。
“赵某替你说吧。”赵宸声音平静，“嘉靖四十年，方家报税田二百四十亩。而据户部去年核查，方家在浙江实有田产一千二百亩，隐田近千亩！按新政‘摊丁入亩’，方家每年需多纳粮三十石，银五十两——这便是方祭酒反对新政的真正缘由吧？”
此言一出，全场哗然！
方从哲面红耳赤，指着城楼：“你……你血口喷人！”
“是不是血口，户部账册可查。”赵宸目光扫过其他士子，“在座诸位，家中隐田少则数十亩，多则上千亩者，恐怕不在少数吧？新政清丈田亩、摊丁入亩，触动的是谁的利益，诸位心知肚明！”
他提高声音：“但赵某要问——这些隐田，本该纳的税粮哪里去了？转嫁给了谁？是那些无田无产的佃户！是那些只有几亩薄田的自耕农！他们本已困苦，还要替诸位吞下本该由你们承担的税赋！此乃公平乎？仁义乎？！”
声声质问，如重锤敲在许多人心上。一些出身寒微的士子，眼中已现出怒色——他们的家族，正是被转嫁税赋的受害者。
“至于国库空虚……”赵宸从怀中取出一本册子，“这是去年广州、泉州、宁波三地市舶司的税银账目——开海仅半年，岁入白银八十二万两！若全面开海，岁入可逾三百万两！有此巨利，何愁国库空虚？何须再加赋于民？”
他举起册子：“方祭酒，还有诸位，可要亲自验看？”
广场上陷入死寂。风声呜咽，旗帜猎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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