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徐光启于朝堂之内，以江南织机改良为楔子，小心翼翼地叩击着“重实学、增国利”的大门时，一股来自帝国东南沿海的、更为汹涌澎湃的潜流，正拍打着古老的海禁堤防，发出沉闷而持续的轰鸣。
这一日，一封来自福建巡抚的六百里加急奏报，与一份由广东市舶司转呈的、言辞恳切的“佛郎机人”（葡萄牙人）请贡文书，几乎同时送到了通政司，旋即被呈至文渊阁徐光启的案头。
福建奏报详述了近来沿海“倭寇”与“海寇”活动的新动向：彼等不再满足于零星劫掠，船只愈大，火器愈精，且似与南洋某些势力及零星西夷船只有所勾连，行动愈发诡谲难防。更令人忧心的是，奏报中提到，查获的贼赃中，竟有大量非产自大明境内的犀角、象牙、香料，乃至做工奇巧的玻璃器、自鸣钟等物，显是来自海外贸易。
而那封佛郎机人的请贡文书，则是由占据澳门（濠镜）的葡萄牙商团首领呈递，以极其恭顺的语气，请求“仰慕天朝，乞准照常往来贸易”，并愿“岁输船课，永为藩篱”。文书后附有一份长长的“贡品”清单与“求购”货单。贡品除了一些南洋特产，赫然还有数门“西洋大火铳”的图样和解说；求购单上，则列满了生丝、绸缎、瓷器、茶叶等大明特产。
两封文书，一忧一“利”，如同硬币的两面，将帝国长期奉行的“片板不得下海”祖制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与潜在诱惑，赤裸裸地摆在了徐光启面前。
海禁之策，始于国初，意在防倭、禁奸、固本。百余年来，虽有张弛，但大体严苛。然而，利之所在，人必趋之。官方海路几近断绝，私人海上贸易却如同野草，在严厉打压下以更为隐蔽和扭曲的方式疯狂滋生。沿海豪强、势要之家乃至部分卫所军官，暗中参与走私者不知凡几，巨大的利润滋养了无法无天的海寇，也腐蚀着帝国的边疆吏治。而西洋之人，自正德年间叩关以来，其船坚炮利与对中华物产的渴求，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徐光启看着这两份文书，久久不语。他并非不知海事，早年接触泰西传教士时，便对海外情形有所了解。他知道，那佛郎机人所呈火铳图样，或许真有可取之处；更知道生丝、瓷器远售海外，其利何止十倍于国内！福建巡抚奏报中隐含的忧虑——海禁愈严，走私愈猖，寇患愈烈，边防空虚——更是触目惊心。
然而，“开海”二字，重若千钧。它不仅直接违背“祖制”，更将触动沿海无数依靠走私或相关产业牟利的庞大利益集团，其阻力绝不会小于“均田税”在江南遇到的抵抗。且海疆一开，如何管理？如何征税？如何防倭御夷？皆是前所未有之难题。朝中那些恪守“华夷之辨”、视海外贸易为“舍本逐末”甚至“引狼入室”的保守官员，必将群起而攻之。
正当徐光启沉吟难决之际，府中老仆悄然呈上一封没有落款的信函。徐光启拆开，熟悉的笔迹映入眼帘，竟是赵宸的手书！信很短，只有寥寥数语：
“华亭见字。海波不平，非堵可靖。东南之利，在水不在田。昔年闽浙旧档，可于兵部职方司暗橱觅之。‘利’字当头，破冰或易。慎之，勉之。”
徐光启心头剧震。赵宸虽归隐，却对朝局洞若观火！他不仅点明了海事的要害——“非堵可靖”、“在水不在田”，更给出了关键的线索——“闽浙旧档”，尤其是“利字当头，破冰或易”这八字，与他近来推行匠作改良的思路不谋而合！
他立刻密令绝对亲信，前往兵部职方司，果然在一处尘封的暗橱中，找到了一批嘉靖、隆庆年间关于东南海防及私下贸易的秘档抄本。其中一些由当年抗倭官员留下的札记，详细分析了海禁愈严、走私愈盛、海防空虚、寇患难绝的恶性循环，甚至有人大胆提出“于闽粤择稳妥之地，设榷场，官督商贩，以征代禁，以通制盗”的设想，只是当时未被采纳。
这些旧档，加上佛郎机人呈递的“厚利”清单，让徐光启的思路逐渐清晰。他知道，直接奏请“开海”，无异于自寻死路。但若像推广新式纺机一样，找一个更小、更稳妥的突破口呢？
他再次召来李之藻。这一次，他没有提及广阔的海疆，而是指着佛郎机人贡单上的“西洋大火铳”图样和求购的生丝、瓷器数量，问道：“子田，你精于算学。依你之见，若朝廷准许佛郎机人于濠镜（澳门）一地，照旧例进行有限贸易，朝廷抽分（征税），其所获船课，与售卖这些生丝、瓷器所获之利，岁计可能有多少？若以此项专款，用于仿造、改良其图样上的火铳，加强东南海防，又可造几何？”
李之藻略一计算，心中便是一惊。即便保守估计，仅合法贸易抽分及官方专卖部分特产，岁入便极为可观，远超江南数府纺机改良之利！而用这笔钱仿造西夷火器，更是直接针对东南海防的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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