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节度使府，寅时。
夜色尚未褪尽，府中却已灯火通明。刘巨容一夜未眠，眼中布满血丝，向来梳理整齐的短髯也显出了几分凌乱。他身着便服，外罩一件单袍，独自坐在书房内，面前摊开着三份几乎同时送达的紧急文书。
第一份，来自随州王建，火漆封印上带着明显的焦躁指痕。信中，王建用近乎咆哮的语气，控诉韩秀升“阴结贼寇，假扮流匪，夜袭我军屯粮马场，焚毁粮秣千石，惊散战马百余，杀伤士卒无算”，并附上了那张作为“铁证”的、字迹歪扭的“借条”拓本。王建赌咒发誓，声称自己麾下擒获的贼人口供（严刑拷打所得）皆指向枣阳，并怒斥韩秀升“居心叵测，欲借剿贼之名行吞并之实，其罪当诛”，最后强烈要求刘巨容立刻下令拘拿韩秀升问罪，并授权他率兵进逼枣阳，“清君侧，除奸佞”。
字里行间，充满了被背叛的暴怒和急于报复的疯狂。
第二份，来自枣阳韩秀升，语气相对克制，但透着冰冷彻骨的愤懑与委屈。他详细汇报了昨夜结合部多处遇袭、贼人假冒其旗号、散布挑拨离间谣言的经过，强调自己“谨守防区，未敢擅动”，并指出贼人此举“显系反间毒计，意在离间我将帅，乱我荆襄”。他承认与王建“素有小隙”，但坚决否认与贼寇有任何勾结，反指王建“剿贼不力，损兵折将，今又粮草被焚，恐担罪责，故诬陷同僚，以掩己过”。最后，他“恳请节帅明察”，并委婉表示，若王建“因私怨擅动刀兵，攻击友军”，他将“不得不为自保而战”。
冷静的叙述下，是毫不退让的针锋相对和已做好最坏准备的决绝。
第三份，则来自节度使府派驻前线的监军（实为刘巨容耳目）的密报。这份报告相对客观，描述了随州东北粮场被焚、马匹惊散的惨状，以及结合部一夜混乱、贼踪诡秘难寻的情况。监军也提到了发现疑似韩部旗帜和听到挑拨口号之事，但并未妄下结论，只是指出“王将军怒不可遏，已整军备战；韩将军闭城自守，严阵以待。两军对峙，一触即发。贼寇踪影，反似隐匿。”
三份文书，如同三把烧红的烙铁，烫在刘巨容的心头。
最初的震怒过后，一股冰凉的寒意，夹杂着更深的疑惧，攫住了他。他当然看得出这是反间计，黄巢惯用的伎俩。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反间计，为何如此有效？为何能轻易地点燃王建和韩秀升之间积累已久的火药桶？
因为猜忌的土壤早已肥沃！因为将帅不和是事实！因为王建贪功冒进、韩秀升保守避战也是事实！黄巢不过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些早已存在的裂缝，并狠狠地撬动了一下。
现在，裂缝已变成鸿沟。王建认定了韩秀升是背后黑手，韩秀升则视王建为推卸责任的疯子。双方剑拔弩张，随时可能爆发内讧。
而他刘巨容，被架在了火上。
信王建，去惩治韩秀升？且不说证据不足（那“借条”和“口供”漏洞百出），单是此举就可能逼反韩秀升，导致荆襄北部防线彻底崩溃，给虎视眈眈的黄巢以可乘之机。更何况，韩秀升在军中也非毫无根基，其部下多为本地兵卒，强行镇压，必生大乱。
信韩秀升，去压制王建？以王建此刻的暴怒和急于洗刷“无能”标签的心态，恐怕不会轻易听从，甚至可能激起兵变。王建麾下多是从中原带来的骄兵悍将，战斗力强，但也桀骜难驯。
两不相帮，坐视他们内斗？那更是自毁长城，让黄巢看笑话，甚至可能被其趁虚而入，各个击破。
刘巨容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疲惫和……无力。他坐镇荆襄多年，自诩驾驭有方，将吏归心。却未曾想，被一股北来的“流寇”，用如此卑劣却又精准的手段，搅得麾下大将反目，防线动摇。
“黄巢……黄巢……”他咬牙切齿地念着这个名字，第一次真正体会到这个对手的可怕。这不只是一个会打仗的武夫，更是一个深谙人心、善于利用矛盾、手段狠辣的阴谋家！
“节帅。”长史李珰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书房门口，脸上带着同样的忧虑和疲惫，“江陵王相公处，有信使连夜抵达，呈上紧急公文。”
刘巨容心头一紧：“拿来！”
王铎的公文措辞依旧“客气”，但透着骨子里的疏离和审视。他先是“祝贺”刘巨容击退贼军初犯，随即“关切”地询问北面剿贼进展，尤其提到“闻随枣一带，近日颇不宁静，竟有贼寇焚掠粮秣、惊扰防区之事”，言语间似有所指。最后，他“提醒”刘巨容，“荆襄一体，唇齿相依”，剿贼安民乃当前第一要务，“万不可因些许琐事，致将帅失和，防务废弛，予贼可乘之机”。并表示，他已“奏明朝廷”，请朝廷“关注”荆襄剿贼事宜。
绵里藏针，落井下石！这分明是听到了风声，借着关心之名，行施压、告状之实！说不定，那份弹劾他“养寇自重”的奏章，就是王铎指使人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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