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效儒心中，思绪翻涌。
他今年六十有二了。
半生漂泊，半生坎坷，直到花甲之年，才真正踏入这帝国的权力中枢。
他想起自己的出身—— 浙省宁波府宁海县，书香世家。
自幼便被寄予厚望，他也不负众望，六岁能诗，十三岁善属文，小小年纪便名动乡里。
二十岁那年，他负笈游学，至京师求师，有幸拜入明朝开国文臣之首——宋濂门下。
那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
宋濂，那是何等人物？
太祖称之为“开国文臣之首”，门生故吏遍天下。
能入其门下，是多少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荣耀。
而他，不仅入了门，更成了宋濂最得意的门生。
恩师曾拍着他的肩膀说：“效儒，你之才学，不在老夫之下。日后若能得遇明主，必成大器。”
他对此深信不疑， 满怀信心地等待着出仕的机会。
二十出头那年，机会终于来了。
东阁大学士吴沉等人联名举荐，太祖召见于奉天殿。
他还记得那一日—— 他穿着崭新的青衫，跪在奉天殿的金砖上，心中激动得几乎要跳出胸腔。
太祖问了他几个问题，他对答如流，引经据典，侃侃而谈。
太祖听完，点了点头，说了一句：“学问不错。”
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
没有授官，没有实职，只是赏了些银两，遣还乡里。
他不明白。
为什么？
他的学问不比那些入仕的人差，他的才华有目共睹，太祖也亲口夸他“学问不错”。
可为什么就是不授官？
后来他渐渐明白了—— 不是他不够好，而是太祖不需要他这样的人。
太祖要的是能办事的人，能打仗的人，能镇守一方的人。
而他，只是个读书人，只会讲经论道，不会处理实务。
那些年，他游学四方，讲学各地，名声越来越大，却始终与官场无缘。
三十多岁那年，他终于再次被举荐入京。
这次，太祖给了他一个官职—— 陕西汉中府学教授。
从九品。
一个偏远地方的教书匠。
他去了。
一教，就是二十年。
二十年。
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
他在汉中那个偏僻之地，教了二十年的书，看着一届又一届的学生来了又走，看着自己的头发从乌黑变成花白。
他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
在偏远之地教书育人，老死牖下，与权力无缘。
直到建文帝即位。
新帝登基，广纳贤才。
有人想起了他——那个宋濂最得意的门生，那个名播海内的学者。
一道诏书，将他从汉中召回。
入京之日，他已是花甲之年。
建文帝召见于文华殿，问以治国之道。
他早有准备。
这些年，他虽然身在汉中，却从未停止对朝局的观察。
他看出这位新帝与太祖截然不同——太祖重权术，新帝崇道德；太祖尚严刑，新帝倡仁政。
于是，他对症下药—— 大谈三代之治，大讲礼乐文明，力主恢复周礼，以道德化育天下。
建文帝听得入神，连连点头。
那日之后，他被授翰林侍讲，次年迁侍讲学士，入直文渊阁，参预机务。
六十岁那年，他终于真正踏入了帝国的权力中枢。
方效儒缓缓走着，嘴角浮起一丝复杂的笑意。
二十年汉中教书，换来今日朝堂之位。
值吗？
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既然来了，就不能停下。
他今年六十二了。
还能有多少年？
他必须抓住这最后的时光，在这朝堂上站稳脚跟，获得更大的权力，更高的地位。
他要超越黄子城。
黄子城是帝师，是建文帝最信任的人之一。
自己虽也得圣上倚重，但毕竟不如黄子城那样亲近。
他知道，建文帝倚重他，是因为他的“贤名”。
方效儒这三个字，在士林中是有分量的。
天下读书人，谁不知道宋濂门下那位最得意的门生？
谁不知道那个在汉中教书二十年的老夫子？
建文帝需要他的名望，来为新政背书。
但倚重名望，不等于倚重其人。
真正的核心决策，圣上还是更信任黄子城和祁泰那些人。
就像今日经筵之后，圣上留下的是黄子城和祁泰，而不是他。
方效儒脚步微微一顿，随即继续向前。
他知道，自己还有机会。
削藩是大势所趋，新政势在必行。
而他提出的“恢复周礼”，正是为削藩披上了一层神圣的儒家外衣。
这套理论，建文帝极为欣赏。
只要新政继续推进，他的价值就会越来越大。
终有一日，他会超越黄子城，成为这朝堂上真正的核心人物。
方效儒深吸一口气，继续向前走去。
他穿过左顺门，沿着宫道向皇城外走去。
午后的阳光洒在红墙上，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他正走着，忽然听见前方传来一阵脚步声。
抬头一看，一群人正迎面走来。
为首的是一个年轻男子，二十出头的年纪，面容俊朗，贵气逼人。
他身穿明黄色常服，腰束玉带，步履从容，眉宇间是与年龄不符的深沉与锐利。
身后跟着几名随从，皆是精悍之辈，目光如电，一看便知是武道高手。
方效儒心中一动。
汉王朱文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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