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国恍然。这是典型的利益交换——我给你内地市场的入场券，你放过我的码头。
“那更高的权力呢？”
霍景良压低声音：“北京的中央政府。中英联合声明签了，但具体怎么落实，还有很多细节要谈。如果英资在香江搞不正当竞争，影响香江平稳过渡，北京不会坐视不管。”
这个建议更大胆。直接动用政治层面的力量。
“不过李生，”霍景良警告道，“这条路要慎用。用好了，一招制敌；用不好，会被贴上‘政治商人’的标签，以后在国际市场很难混。”
“我明白。”李建国举杯，“多谢霍生指点。”
三天后，两件事同时进行。
一方面，李建国让娄晓娥重新修改新界项目的规划方案，专门划出百分之二十的面积，命名为“国际企业园”，公开邀请包括英资在内的跨国企业入驻，承诺提供税收优惠和政策支持。
另一方面，一封加密信件通过特殊渠道送往北京。信中详细列举了英资企业近期对建国航运的打压行为，并附上证据，最后写道：“...此举不仅针对一家企业，更是在香江回归过渡期，试探中央政府的底线。若放任不管，恐将助长英资气焰，打击华资信心，不利于香江平稳过渡和长期繁荣稳定。”
信送出的第七天，变化开始出现。
首先是船公司协会的秘书长主动联系李文涛，表示之前的“航线调整”是误会，几家华资船东的船只将按原计划停靠九号泊位。
接着，汇丰银行香江区总裁詹姆斯·威尔逊亲自致电李建国，邀请他参加下周的商务午餐。电话里，威尔逊的语气异常客气，绝口不提航运贷款的事。
最大的变化发生在第十天。太古航运的威廉·汉密尔顿通过中间人传话，希望能与李建国“喝杯咖啡，消除误会”。
会面安排在中环文华东方酒店的咖啡厅。汉密尔顿准时出现，这位六十岁的英国绅士西装笔挺，银发梳得一丝不苟。
“李先生，很高兴见到您。”他的中文带着浓重的牛津腔，“首先我想澄清，最近的一些不愉快，纯属市场竞争，绝非针对您个人或您的公司。”
李建国微笑：“汉密尔顿先生，市场竞争我欢迎。但挖走我全部技术团队，这似乎超出了竞争的范畴。”
“这是个误会。”汉密尔顿面不改色，“太古确实在招聘人才，但并不知道他们来自贵公司。我已经下令，凡是来自建国航运的员工，一律不予录用。”
这话说得漂亮，但两人都心知肚明是怎么回事。
“另外，”汉密尔顿递过一个文件夹，“太古愿意与建国航运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我们在东南亚有六个码头，可以共享技术和管理经验。当然，九号泊位改造如果需要帮助，我们也可以提供支持。”
李建国翻开文件夹，里面是一份合作意向书。条件很优厚，但核心就一条：技术共享，实际上是要求开放九号泊位的自动化系统数据。
“感谢太古的好意。”他合上文件夹，“不过九号泊位的改造，我们已经有了完整方案。倒是新界的国际企业园项目，如果太古有兴趣，我可以安排人对接。”
话题巧妙转移。汉密尔顿眼睛一亮——相比一个码头的技术，内地市场的入场券显然更有吸引力。
“那太好了。我会让投资部门尽快研究。”
咖啡喝完，两人握手告别。走出酒店时，冬日难得的阳光穿透云雾，洒在中环的街道上。
李建国知道，这场危机远未结束。今天只是暂时休战，更大的风暴可能还在后面。
但至少，他证明了：在香江这片英资经营了百年的土地上，华资企业不仅能生存，还能反击。
而这，只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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