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然似懂非懂地点头。振华问：“要是他们非要我们去呢？”
“那就回家。”李建国说，“直接回家，不要争辩，不要对抗。天大的事，回家告诉爸爸。”
“第二，”他继续说，“如果有人问你们爸爸在厂里的事，问咱们家的事，你们就说：‘我不知道’、‘我爸爸不跟我说这些’、‘我要做作业了’。记住了吗？”
“记住了。”两个孩子齐声说。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李建国看着儿女的眼睛，“无论外面发生什么，无论别人说什么，你们要相信爸爸妈妈。咱们是一家人，永远都是一家人。明白吗？”
“明白！”振华大声说。安然也跟着说：“明白！”
家庭会开了一个小时。结束时，李建国让林婉清带着孩子们去准备午饭，自己则回到书房，关上了门。
他从书桌最底下的抽屉里取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里面是一份已经写好的文件——标题是《关于申请下放车间劳动锻炼的报告》。
这个决定，他已经思考了整整一个星期。
在所有人看来，他现在是轧钢厂最年轻的总工程师，部里表彰的先进典型，李怀德副厂长最信任的“肱股之臣”。前途一片光明，正是大展拳脚的时候。
可他却要主动申请下放车间，去当一名普通工人。
这确实是个让所有人都会意外的决定。
但李建国有他的考量。
第一，避开风口浪尖。总工程师这个位置太高，太显眼。在接下来的运动中，这样的位置必然成为焦点。而下到车间，混在工人中间，反而安全。
第二，贴近群众。工人是工厂的根基，也是最朴实的群体。和他们在一起，能听到最真实的声音，也能建立最牢固的关系。在动荡时期，群众基础比领导赏识更重要。
第三，保护技术。在车间一线，他可以更直接地参与生产，保护关键设备，指导实际操作。有些事，在办公室里做不到，在车间里反而能做。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争取时间。他需要时间观察，需要时间思考，需要时间等待。在车间里，他能获得这种宝贵的“缓冲期”。
当然，这个决定也有风险。可能会被人误解为“逃避斗争”，可能会让李怀德不满，可能会影响今后的发展。
但这些风险，与可能面临的更大风暴相比，都微不足道。
李建国铺开报告纸，开始誊写。钢笔尖划过纸张，发出沙沙的声响。他写得很认真，每一个字都工工整整：
“尊敬的厂党委：在当前全国上下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大好形势下，作为一名技术干部，我深刻认识到，自己长期从事技术管理和设计工作，脱离生产一线，脱离工人群众，这是最大的不足和缺陷。为了更好地改造思想，提高觉悟，向工人阶级学习，特申请下放车间劳动锻炼...”
他写得很“正确”，完全符合当前的政治话语。但字里行间，又巧妙地埋下了伏笔——强调“向工人阶级学习”，强调“劳动锻炼”，这些都是无可指摘的理由。
报告最后，他写道：“我自愿到最艰苦的轧钢车间，从最基础的岗位做起，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请组织批准。”
写完最后一个字，李建国放下笔，长长吐出一口气。
窗外，阳光正好，积雪开始融化，屋檐下滴滴答答地落下水珠。
明天，这份报告就会交到厂党委。可以想见，会引起怎样的震动。
但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午饭时，一家四口围坐在餐桌旁。饭菜很简单：白菜炖豆腐，炒土豆丝，二合面馒头。都是最普通的家常菜。
李建国吃得很香，边吃边说：“婉清，从明天开始，我的午饭不用准备了。我去食堂吃，和工人一起吃。”
林婉清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丈夫的用意，点点头：“好。”
“爸爸，你为什么去食堂吃呀？”安然问。
“因为爸爸要跟工人叔叔们学习。”李建国给女儿夹了块豆腐，“工人叔叔们最勤劳，最朴实，爸爸要向他们学习怎么干活，怎么做人。”
振华似懂非懂地听着，忽然问：“爸爸，那你还是总工程师吗？”
李建国笑了：“总工程师是职务，工人是本色。无论当什么，首先得是个合格的工人。这个道理，你们以后会明白的。”
饭后，李建国没有像往常一样午休，而是穿上棉大衣出了门。
他没有去厂里，而是去了趟四合院。
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闫富贵家门口晒着几棵白菜。看见李建国，闫富贵推了推眼镜：“建国？稀客啊！怎么有空回来？”
“来看看。”李建国笑笑，“院里都好吧？”
“好，好。”闫富贵压低了声音，“就是...最近气氛不太对。听说要搞运动了，好些人都在准备...”
“准备什么？”
“还能准备什么？”闫富贵眼神闪烁，“写材料，表决心，划清界限...建国，你在厂里消息灵通，给透个底，这次运动...到底要搞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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