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进山”的成功，让李建国在轧钢厂的地位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
之前，他是技术骨干，是革新能手，是大学生工程师——这些都让人尊敬，但总隔着一层。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那道无形的界限始终存在。
可现在不同了。
他能扛着枪进山打野猪，能浑身泥土拖着猎物走几十里山路回来，能和工人们一起蹲在车间外边啃窝头边聊怎么下套子逮兔子。这些，让工人们觉得他是“自己人”。
“李工，听说您爷爷真是老猎户？”午休时，几个年轻工人围上来，眼睛里闪着崇拜的光。
李建国坐在一堆钢材上，接过旁人递来的烟——他不会抽，但别在耳朵上，这是工人间的礼节。
“嗯，老家东北的，长白山脚下。”他半真半假地说，“小时候跟着爷爷进山，学了不少东西。可惜后来到城里读书，手艺都生疏了。”
“生疏还能打到野猪！”一个满脸青春痘的小伙子竖起大拇指，“李工，您是这个！咱们车间刘师傅说了，那头野猪一看就是正当年的公猪，凶得很，一般人根本不敢碰。”
李建国笑笑：“运气好，设的陷阱巧，没正面碰上。”
他说的越是轻描淡写，工人们越是觉得他深藏不露。
而厂领导层的态度，变化得更直接。
第一次猎物“上交”后的第三天，分管后勤的副厂长把李建国叫到办公室，关上门，递过来一个牛皮纸信封。
“建国，这是厂里的一点心意。”副厂长语气亲切，“你这次进山，不但改善了伙食，更重要的是稳定了职工情绪。这功劳，厂里记着。”
李建国打开信封，里面是五十块钱和二十斤全国粮票。在这个年月，这绝对是一笔重赏。
“厂长，这太多了。我就是做了该做的事……”
“该收就收。”副厂长按住他的手，“不光是这个。厂党委开了会，以后你进山打猎，算出差，工资照发，补助按最高标准。打回来的猎物，厂里按市价收购——当然，价格上不会亏待你。”
李建国心里明镜似的。这既是奖励，也是规矩——把私下行为变成公对公的交易，既肯定了他的贡献，也避免了后续可能的问题。
“另外，”副厂长压低声音，“下次如果打到好东西，比如……比如鹿啊、狍子啊这些，别全交食堂。留一些，处理好，厂里几位主要领导……也需要补补身子。”
话说得含蓄，但意思很明白：以后打到的精品，可以私下分一部分给领导层。
李建国点点头：“我明白。厂长放心，我心里有数。”
从办公室出来，他掂了掂手里的信封。
五十块钱，相当于普通工人一个多月的工资。二十斤全国粮票，更是硬通货中的硬通货。但比起这些，更重要的是他获得了某种“特权”——可以定期离开工厂、以正当名义外出的特权。
这对他后续的很多计划，都大有裨益。
第二次“进山”，是在半个月后。
这次李建国准备得更充分。他特意弄了双高帮登山靴（说是托朋友从部队弄来的），背包里装满了盐、绳索、刀具。出发时，王主任亲自来送，还塞给他两包大前门香烟。
“山里湿气重，带着，驱驱寒也好。”
这次李建国“离开”了四天。
回来时，收获更加惊人：两头七八十斤的小野猪、十几只野兔、二十多只野鸡，甚至还有一头百来斤的黄羊——这东西可不多见，肉质比野猪细嫩多了。
整个轧钢厂再次轰动。
这次不用李建国动手，食堂的何雨柱带着徒弟们，像迎接凯旋的英雄一样，把猎物接过去。工人们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看着那些肥硕的野味，眼睛里都冒着绿光。
“李工，您这是端了野兽的老窝啊！”何雨柱一边指挥徒弟放血，一边惊叹。
李建国还是那句话：“运气好。”
但这次，没人相信只是运气了。
当晚，副厂长的家里，飘出了炖黄羊肉的香气。几位主要领导“偶然”聚在一起，品尝了这难得的美味。酒过三巡，副厂长感慨：“这个李建国，真是咱们厂的福将啊。”
“福将”这个词，很快传开了。
从此，李建国在轧钢厂有了新的外号：李福将。
第三次、第四次……随着李建国“进山”的次数增多，轧钢厂食堂的伙食竟奇迹般地维持在了一个相对不错的水平。虽然还是缺油少肉，但隔三差五总能见到荤腥。有时是野兔肉炖萝卜，有时是野鸡汤，运气好的时候，还能吃上红烧野猪肉。
工人们的精神面貌明显好转。车间的出勤率上来了，工伤事故率下降了，连炼钢炉的火苗，在工人们看来都似乎更旺了些。
而李建国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几个重要布局。
首先，他建立了一条隐秘的物资输送链。名义上是“猎物”，实际上大部分来自空间。但他会刻意制造一些“合理”的细节：比如猎物身上的伤痕要像陷阱或猎枪造成的，比如不同批次的猎物品种和大小要有变化，比如偶尔也要“失手”一次——空手而归，或者只带回几只野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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