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初，四九城的第一场雪来得格外早。
李建国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信，字迹娟秀，内容简短：“建国先生：明日午后三时，积水潭北岸第三张长椅。故人盼叙。——旧识”
没有署名，但李建国一眼就认出了笔迹——是娄晓娥。这个原着中命运多舛的女子，如今在父亲的安排下，已经去了香港。这封信，显然是通过特殊渠道辗转送来的。
信里的“故人”，只能是娄半城。
李建国将信纸在煤油灯上点燃，看着它化为灰烬。他知道，该来的总会来。与娄半城的这次会面，在他的计划中，是迟早的事。
第二天午后，雪停了，但天空依然阴沉。积水潭结了薄冰，岸边游人稀少。李建国穿着深蓝色棉袄，围着围巾，准时来到北岸。
第三张长椅上，已经坐了一个人。
不是娄半城，是一个五十多岁、管家模样的人，穿着灰色长衫，手里拄着文明棍。看见李建国，他站起身，微微躬身：“李建国先生？”
“是我。”
“请跟我来。”管家没有多话，引着李建国沿着湖岸走了约莫五分钟，拐进一条僻静的小巷。巷子尽头，停着一辆黑色的伏尔加轿车。
车门打开，娄半城坐在后座。他比三年前苍老了许多，两鬓已经全白，但眼睛依然锐利。
“建国，上车说话。”娄半城的声音有些沙哑。
李建国上了车，车门关上。车子没有启动，就停在巷子里。司机和管家都下了车，站在远处警戒。
车里很安静，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
“你胆子不小。”娄半城先开口，“现在这种时候，还敢来见我。”
“娄先生相邀，不敢不来。”李建国平静地说。
娄半城深深看了他一眼：“我听说，你前段时间，差点被当成间谍？”
“已经查清了，是诬告。”
“我知道。”娄半城点点头，“我还知道，诬告你的人，下场很惨。”
他没有说“我打听了”，而是直接说“我知道”。这说明，即使在香港，他依然对四九城的情况了如指掌。
李建国没有说话，等着下文。
“建国，”娄半城换了个姿势，靠在椅背上，“我今天找你来，是想问你一句话——当年在丰泽园，你劝我走，是真的为我好，还是……另有所图？”
这话问得直接，也问到了要害。
三年前，1955年，李建国还是丰泽园的头灶师傅。一次娄半城来吃饭，他借着上菜的机会，看似随意地说：“娄先生，树大招风。如今风向变了，有些树，得挪挪地方。”
当时娄半城没在意。后来李建国又说过几次，话越来越明白：“香港不错，英国人的地方，适合做生意。”
现在想来，一个二十岁的厨师，怎么会懂这些？
李建国迎上娄半城的目光：“娄先生，我要是说，我是为国家好，也为您好，您信吗？”
“为国家好？为我好？”娄半城笑了，笑容里有苦涩，“建国啊，我娄振华活了五十八年，见过的人多了。但像你这样的，还是第一次见。你当时才二十岁，怎么就知道……风向要变？”
“因为我是中国人。”李建国回答，“中国人讲究审时度势。1955年，公私合营已经全面铺开。您是餐饮大亨，名下产业众多，是重点对象。留下，最好的结果是拿点定息，产业充公。但您觉得，以您的背景、您的人脉，真能平安落地吗？”
这话戳中了娄半城的痛处。他沉默良久，才说：“可我走了，产业呢？三十年心血……”
“产业重要，还是命重要？”李建国反问，“娄先生，您在四九城三十年，结交的人三教九流。解放前，您跟国民党高官吃过饭；解放后，您跟苏联专家喝过酒。这些，都是隐患。”
娄半城脸色变了。
“我知道您想说什么。”李建国继续说，“您觉得，您为新中国做过贡献——抗美援朝捐款，支援工业建设，这些都有。可一旦风向真的变了，这些功劳，抵得过您的‘历史问题’吗？”
车里温度似乎骤然下降。
娄半城的手微微颤抖，他从怀里掏出烟斗，点燃，深深吸了一口。烟雾在狭小的车厢里弥漫。
“你继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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