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五日，星期三，晴。
清晨六点半，李建国仔细检查了要带的东西：用牛皮纸袋装好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五级工程师资格证书复印件、组织关系转移介绍信、户口迁移证明，还有一份学校出具的、盖着教务处和系公章的成绩单与评语汇总。他把这些重要文件和一个崭新的、印着“红星轧钢厂”字样的硬壳笔记本一起，放进那个用了多年、边角已磨损但洗刷得干净的帆布书包。
妹妹岚韵已经升入初中，今天不是周末，她早早起来，给哥哥煮了碗面条，卧了两个空间产的鸡蛋。“哥，第一天上班，顺顺利利！”小姑娘的眼睛亮晶晶的，满是崇拜和期待。
“放心。放学直接回家，锁好门。”李建国摸摸她的头，吃完面，换上那身最挺括的深蓝色中山装——这是用积攒的布票和工业券，请裁缝特意为他入职做的。对着家里那块模糊的镜子整理了一下衣领，镜中的年轻人眼神沉静，面容清俊，已全然脱去了学生的稚气，透着一股干练与沉稳。
七点整，他推着自行车走出四合院。中院正在水槽边洗漱的易忠海动作顿了顿，复杂的目光落在李建国那身明显是干部服的中山装和崭新的飞鸽自行车上，嘴唇动了动，终究没说出什么，低下头继续哗啦哗啦地撩水。前院闫富贵推着自行车正要出门，看见李建国，脸上立刻堆起习惯性的、带着些讨好意味的笑：“建国，这是……去新单位报到？恭喜恭喜啊！”李建国淡淡点头回应：“三大爷，上班。”便骑车出了院门。他能感觉到背后那些窗户后面，无数道目光——羡慕、嫉妒、探究、茫然。
红星轧钢厂位于东郊，规模宏大，远远就能看见林立的烟囱、庞大的厂房和纵横交错的铁路专用线。空气中弥漫着煤炭、钢铁、机油和隐约蒸汽的混合气息，低沉而有力的机器轰鸣声如同巨兽的心跳，震撼着大地。厂门口，身着蓝色工装、戴着帽子的工人们如潮水般涌入，自行车铃声、脚步声、交谈声汇成一股充满生命力的工业洪流。
李建国在厂部门口传达室出示了介绍信，一位老收发员扶了扶老花镜，仔细看了看文件，又抬眼打量了一下这个过分年轻的“干部”，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但很快变得客气：“李建国同志？干部科打过招呼了，请跟我来。”
厂部办公楼是一栋四层的苏式红砖建筑，庄重而简朴。干部科在二楼。科长是一位四十多岁、面容严肃的女同志，姓孙。她接过李建国的档案袋，一份份仔细核对，当看到那份五级工程师资格证书时，她的目光停顿了几秒，又抬眼看了看李建国。
“李建国同志，欢迎你加入红星轧钢厂。”孙科长的语气公事公办，但比刚才柔和了些，“你的情况，厂领导很重视。杨厂长和李书记专门过问了你的安排。”她拿出一份已经打印好的《干部任职通知》，递给李建国。
通知上写着：
“经厂党委研究决定：任命李建国同志为红星轧钢厂技术科副科长（主持工作）。此令。红星轧钢厂，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四日。”
技术科副科长，主持工作。
这个任命颇值得玩味。技术科是厂里的核心职能部门之一，负责全厂生产工艺、技术改造、质量标准和新技术推广。科长职位因原科长病休已空缺半年，日常工作由一位姓周的老工程师（副科长）临时负责。现在，直接任命一个刚出校门的年轻人为“副科长”，却又明确“主持工作”，等于将技术科的日常管理和技术决策权交给了他，但名义上仍保留着“副”字，科长职位虚悬。
这显然是平衡了多重考虑的结果：一方面，李建国的学历、资格证书和学校的强力推荐，让厂领导无法将他视为普通大学生对待，必须给予相应级别和职权以示重视和招揽人才的态度；另一方面，他毕竟毫无工厂实际工作经验，年龄太轻，直接任命为正科长，恐怕难以服众，也容易招致厂内其他资历深厚的技术干部的不满。于是，“副科长主持工作”成了一个绝妙的过渡安排——给了他实权、平台和考验，又留有余地和台阶。
孙科长似乎看出了李建国的思忖，补充道：“周工——周树海同志，是厂里的老技术骨干，经验非常丰富，以后就是你的副手。厂领导希望你们新老结合，互相学习，尽快把技术科的工作抓起来。你的行政级别定为21级（本科毕业生定级一般为22级，工程师资格和特殊人才可以高定），工资每月70元，另外有工程师津贴。厂里在职工宿舍区给你分配了一间单身宿舍，不过李书记特意交代了，知道你家里有妹妹需要照顾，如果通勤方便，不强求住厂。这是钥匙，你可以先去看看。”
李建国接过钥匙和通知，平静地表示感谢：“我服从组织安排，一定尽快熟悉情况，配合好周工，做好工作。宿舍我先留着，目前还是回家住方便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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