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
滴。
滴。
声音没断，还是那个节奏，和雨砸在脸上的频率叠在一起。我躺在地上，七岁的手按着我的肩膀，七岁的膝盖压住我大腿外侧，七岁的脚踩在我胸口。他们没动，也没再笑，只是围成一圈，盯着我看。雨水顺着额角流进耳朵，耳道里却听不见低语。扳指贴着拇指根，发烫，像烧红的铁环扣进皮肉。右眼下方那道疤裂开了，血顺着颧骨往下淌，混进雨水，颜色淡得几乎看不见。
然后，头顶的光变了。
不是雨夜那种灰黑色的天光，是冷白的，从正上方照下来。像是灯管，一排，六根，嵌在天花板里，嗡鸣着，轻微闪烁。我眨了下眼，视野抖了一下，眼前的克隆体们淡了，轮廓模糊，像被水泡过的纸。他们的脚还在地上，可影子没了。空气里那股铁锈味退去，换成了消毒水，刺鼻，但熟悉。
我动不了。不是被压住，是身体不听使唤。想抬手，手指僵着；想转头，脖子像焊死在地面上。只有眼睛能动。我慢慢往上移视线，看见产科病房的门牌：307。市第三医院，旧楼，东侧走廊尽头。母亲生我的地方。墙上挂钟指着凌晨两点十七分，秒针走得慢，每一下都拖出残影。
病床在房间中央。金属支架，带轮子，床单是浅蓝色，洗得发白。母亲躺在上面，脸色灰黄，嘴唇干裂。她怀里抱着一个婴儿，裹在粉色襁褓里，正在哭。声音不大，但持续，一声接一声，像是卡在某个频率上。她的右手搭在婴儿背上，左手垂在床沿，指尖微微抽搐。她还活着，但快不行了。
角落站着一个人。
穿全封闭防护服，头盔带面罩，白色连体服，靴子套到大腿根。手里拿着记录仪，方形金属盒子，连着一根线，插进墙上的接口。他背对着我，一动不动，像是在等数据传输完成。我看不清他的脸，但能看见他左手腕上露出一截皮肤——有道疤，横在桡骨位置，是我自己割的，三年前在殡仪馆后巷，用手术刀划的。为了确认痛感是否真实。
我喉咙发紧。
扳指突然震动，蓝纹从内侧浮起，顺着指纹爬向指节。眼前空气扭曲，像热浪蒸腾。一段影像投射出来：实验室，白墙，无菌台，父亲陈望川穿着白大褂，站在显微镜前。他低头写字，笔尖划过纸面，发出沙沙声。字迹清晰：“第364号失败。基因锚点不稳定，意识无法锚定现实维度。需更换载体——下次用亲生骨肉试。”
画面停在这里。
我盯着那个背影。防护服没有编号，没有单位标识，肩线平直，站姿标准，像是受过训练的科研人员。但他不该在这儿。母亲生产时，父亲已经死了。档案上写着，二十年前，实验室爆炸，尸骨无存。现在他站在这儿，背对我，记录着我出生的数据。
我不信。
我动了动嘴唇，想说话，但发不出声。影像还在播，重复那句话：“下次用亲生骨肉试。”一遍，两遍，三遍。每一次，防护服都有轻微震颤，像是里面的人在呼吸。我盯着他后颈的位置，防护服和头盔连接处有一圈密封胶，边缘泛黄，老化了。突然，咔的一声，面罩出现裂痕。蛛网状，从中心扩散。第二声，更大，裂纹加深。第三声，整个面罩炸开，碎片落地，清脆一响。
里面没有父亲的脸。
是我的脸。
成年后的我，二十年后的模样。右眼下的伤疤更深，从颧骨一直拉到嘴角，像是被人用刀慢慢划开。左耳戴着五个银环，比现在多两个。头发更短，几乎是秃的，头皮上有缝合线，纵横交错。他没戴手套，右手五指修长，指甲发黑，像是长期接触腐蚀性液体。他缓缓转身，动作很慢，关节发出摩擦声，像生锈的齿轮在转动。
他看着我。
我没有看他。我转头看向产床。婴儿还在哭，但声音变了。不再是新生儿那种断续的啼叫，而是拉长的、低频的呜咽，像风穿过裂缝。然后，那声音开始上扬，变成笑。成年人的笑，低沉，压抑，带着回音。是我的声音。我在笑。
产床开始动。底部液压杆升起，床板倾斜，变成垂直。金属支架展开，电线从地下钻出，缠上床腿。原本柔软的床垫裂开，露出下面的金属框架，电极片从两侧弹出，对准心脏位置。襁褓里的“婴儿”被固定在椅背上，手脚被自动绑带锁住。它还在笑，嘴咧得太大，超出人类生理极限，嘴角撕裂，渗出血丝。
我终于明白。
我不是来见证出生的。我是来执行处决的。这张电椅不是为犯人准备的，是为容器准备的。每一个被激活的“我”，都要坐上去，接受电流冲击，把意识打碎，再重组。而那个未来的我，就是操作员。他每天都在这里，重复这个过程，直到找到完美的版本。
扳指越来越烫。血从指根渗出来，顺着虎口流进掌心。我能感觉到它在跳，像有东西在里面搏动，不是我的心，是另一个心跳。右眼伤疤裂得更深，血流入眼角，视野一半模糊，一半清晰。清晰的那一半，看见未来的我抬起手，指向电椅上的“婴儿”。他的动作很轻，像在指示一个实验步骤，而不是处决自己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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