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的秋雨天总带着一股子化不开的湿意，像是要把整座城都泡进墨色的水里。沈清辞撑着那把边缘磨出毛边的黑布伞，伞骨在掌心硌出浅浅的印子——这把伞还是三年前从北平回沪时带的，伞面左上角破了个小洞，她用同色的布缝补过，针脚细密得像藏在雨丝里的心事。雨丝斜斜地打在伞面上，发出“沙沙”的轻响，混着老弄堂里石板路渗水的“咕嘟”声，倒成了这乱世里难得的细碎背景音。
她走得极慢，不是怕雨，是要等身后那道踉跄的影子跟上。穿灰布短打的少年阿明，左胳膊被浸血的布条缠得紧实，每走一步都要往左边偏一下，像是肩上压了块看不见的石头。方才在法租界与华界交界的街口，几个穿黑制服的巡捕正翻查路人的包袱，阿明怀里揣着的日军军火库布防图，若是被搜出来，轻则蹲大牢，重则怕是要被直接拖到巡捕房后院的墙根下“处理”。沈清辞当时正提着给母亲抓药的纸包，见巡捕要扯阿明的衣襟，急中生智撞翻了路边的糖粥摊，滚烫的粥泼了巡捕一裤腿，趁乱才把阿明拽进了这条窄得只能容两人并行的老弄堂。
“沈小姐，我……我没事，您走快点吧，别让巡捕跟上来。”阿明的声音带着喘息，额头上的冷汗混着雨水往下淌，滴在胸前的布扣上，晕开一小片深色。他才十六岁，脸上还带着未脱的稚气，左眉骨上有一道新添的划伤，是昨天夜里摸进日军军火库时被铁丝网刮的。沈清辞回头看他一眼，见他咬着下唇，把胳膊往身后藏了藏，心里微微发酸——这年纪本该在学堂里念“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如今却要提着脑袋跟日本人周旋。
“别急，”她放缓声音，把伞往阿明那边斜了斜，遮住他半边身子，“这条弄堂是死胡同的尾巴，只有‘仁心西医馆’一个出口，巡捕不会往这边来。”说话间，前方弄堂深处终于露出一栋两层小楼的轮廓，浅灰色的墙面上爬着半枯的爬山虎，几片残留的绿叶子在雨里打颤。二楼的木窗半开着，挂着的蓝布窗帘被风吹得晃来晃去，像是在招手。最显眼的是门口挂着的木牌，“仁心西医馆”四个楷体字被雨水浸得发黑，牌角拴着的半串艾草早已风干，叶片卷曲着，还留着端午时的余味。
推开门的瞬间，一股混合着消毒水、酒精和晒干的草药的味道扑面而来，瞬间压过了巷子里的霉味。这味道沈清辞熟得很，过去三年，她来这里给母亲抓过不下二十次药，每次闻到都觉得心里踏实——周医生的药，总能把母亲反复难缠的咳嗽压下去。
柜台后坐着的男人抬起头，圆框眼镜后的眼睛像浸在温水里的墨珠，温和却有光。周景明穿一件浆洗得发白的白大褂，袖口卷到小臂，露出腕上一块旧怀表，表链是黄铜的，磨得发亮。他手里握着一支钢笔，正低头在账本上写着什么，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与窗外的雨声奇妙地合在一起。见沈清辞进来，他笔尖没停，只淡淡开口，声音不高不低，刚好能让她听见：“沈小姐来了？还是老样子，三贴治风寒咳嗽的药？”
这是他们早就约好的暗语——“治咳嗽的药”，指的是需要交接的紧急物件；“三贴”，是说有三人需要掩护。沈清辞点点头，把伞靠在门边的青石板上，雨水顺着伞骨往下滴，在地面积成小小的水洼。她从随身的蓝布包里取出一个油纸包，油纸是两层的，里面裹着的不是药钱，是给阿明准备的干粮——几块杂粮饼。她把油纸包轻轻放在柜台上，指尖不经意地在柜台边缘敲了三下——这是告诉周景明，“东西在人身上，情况紧急”。
周景明的目光在油纸上扫了一眼，又飞快地掠过沈清辞身后的阿明，看到那截渗血的布条时，眉头几不可察地皱了一下。他伸手接过油纸包，指尖在沈清辞的指腹上轻轻碰了一下，递过来一张折叠整齐的处方单，声音压得更低：“二楼最里面的‘静室’，药已经备好。进去后把门锁上，窗户别开，外面雨大，怕吹着病人。”他说“病人”时，眼神往阿明那边偏了偏，沈清辞立刻会意。
“多谢周医生。”沈清辞接过处方单，转身对阿明道，“阿明，跟我来，周医生说你的伤口得赶紧处理，再拖下去要化脓了。”
阿明攥紧了怀里的布包，跟着沈清辞往楼梯走。楼梯是老松木做的，踩上去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棉花上，软得让人心里发慌。二楼的光线比一楼暗，走廊里没点灯，只有尽头“静室”的门缝里透出一点煤油灯的暖光，像黑夜里的一颗星。走廊两侧的房间门都关着，门上贴着用毛笔写的“诊室”“药房”“储药间”，字是周景明写的，笔锋稳而有力。
沈清辞推开门，一股更浓的酒精味涌了进来。房间不大，约莫六七个平方，靠墙放着一张铁架病床，床头的铁栏杆上缠着一圈白纱布，是上次有伤员在这里缝针时留下的。床尾摆着一个木制的小柜子，柜子上放着一个白瓷盘，盘里整齐地摆着镊子、剪刀、消毒用的酒精棉球，还有一小瓶黄色的药水——是周景明托人从国外买回来的消炎药，在沪上很难买到。柜子旁边立着一个竹制的药架，上面摆着十几个贴着标签的玻璃瓶，标签上的字是用英文写的，沈清辞认得几个，有“阿司匹林”“青霉素”，都是治伤救命的好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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