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佑安、沙通天等人被投入大牢,江南官场与漕帮的核心势力被一举荡平。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如何处置这些案犯及其家眷、党羽。是依律严办,抄家灭族,以儆效尤?还是权衡利弊,有所保留,以免激起更大的动荡,或者引来京城方面更激烈的反弹?
这个问题,摆在了林轩面前。陆明远、周毅等下属,以及闻讯赶来、代表江南士绅民意的一些耆老,都密切关注着这位年轻钦差的决断。
陆明远倾向于从严处置。“大人,”他神色激愤,“潘佑安、沙通天等人,罪大恶极!勾结妖邪,荼毒生灵,侵吞国帑,截杀钦差!哪一条不是十恶不赦之罪?若不严惩,何以告慰枉死百姓?何以震慑后来者?下官以为,当依《大夏律》,主犯凌迟,家产抄没,亲族流放,党羽依罪论处!”他深受其害,对潘佑安一伙恨之入骨,主张用最严厉的手段彻底清算。
周毅则显得更为持重一些。“大人,陆通判所言在理。此等巨蠹,确应严惩。然……”他话锋一转,面露忧色,“此案牵连甚广,潘佑安在江南经营多年,党羽遍布各级衙门;沙通天掌控漕帮,徒子徒孙数以万计。若处置过苛,恐生变乱,不利于眼下稳定江南大局。且……京城那边,恐怕也不会乐见江南官场被彻底清洗。”他的意思很明确,担心牵连太广引发反弹,也顾忌京城七皇子和国师府的反应。
几位地方耆老则更加务实,他们一方面痛恨潘佑安等人祸害地方,另一方面也担心过于激烈的清算会影响本地商业和民生稳定,尤其漕帮涉及无数底层百姓的生计。他们委婉地表示,希望钦差大人能“明正典刑”的同时,也“法外施仁”,避免波及太广。
不同的意见,反映了不同的立场和考量。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林轩,等待他的最终决定。
林轩端坐于临时充作衙门的原节度使府大堂之上,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陷入了沉思。他理解陆明远的愤怒,也明白周毅的顾虑,更清楚地方耆老的担忧。
抄家灭族,固然痛快,也能最大程度地彰显朝廷法度的威严。但正如周毅所说,潘佑安和沙通天的势力盘根错节,若真的一刀切下去,江南官场恐怕要空了一半,漕帮瞬间瓦解也可能导致数以万计的漕工失业,引发社会动荡。这绝非刚刚经历妖患、亟待恢复元气的江南所能承受。
更重要的是,此案的最终目标,并非仅仅是潘佑安和沙通天这些台前人物,而是他们背后的七皇子和国师!若在江南掀起过于血腥的清洗,很可能给京城那两位以口实,攻击他“滥用职权”、“残害地方”、“动摇国本”,甚至可能让他们有机会断尾求生,将一切罪责都推到潘、沙这些“办事不力”的替死鬼身上,从而从这场风波中脱身。
他需要一种更聪明、更符合政治现实的处理方式。既要让罪魁祸首得到应有的惩罚,以平民愤、肃纲纪;又要控制波及范围,稳定江南局势;还要将这些人的罪证和作用最大化,作为攻击其背后主使的弹药。
良久,林轩缓缓抬起头,目光扫过堂下众人,声音沉稳而清晰:
“潘佑安、沙通天,罪证确凿,罪大恶极,依律当处极刑,家产抄没,此乃国法,不容置疑!”
他先定下了对主犯的基调,表明绝不会姑息。
“然,”他话锋一转,“上天有好生之德,陛下亦常怀仁恕之心。其家眷族人,若查明确未参与罪行,可酌情网开一面,不至株连过广。潘、沙二人之党羽,亦需仔细甄别,首恶必办,胁从不同,有功者(如罗文斌)可予自新之路,无知被裹挟者予以告诫,允许戴罪立功。”
他这是要将打击面控制在核心圈层,避免扩大化。
“至于漕帮……”林轩沉吟道,“沙通天伏法,帮众不可一概而论。诸多底层漕工,不过是为求衣食。当务之急,是整顿漕运,使其重回正轨,保障运河畅通,维护数万漕工生计。可遴选帮中素有威望、且无大恶之人暂代管束,待朝廷派遣得力官员接管。”
他既要铲除毒瘤,又要避免造成权力真空和社会动荡。
“诸位,”林轩最后总结道,“我等办案,非为杀戮而立威,乃为惩奸而安民,为肃贪而强国。量刑需准,执法需严,但亦需考量时局,顾及民生。此番处置,本官自会详细陈奏陛下,陈明利害。”
一番话,既坚持了原则,又体现了灵活,既彰显了法度威严,又透露出政治智慧与对民生的关怀。
陆明远虽然觉得不够解气,但也明白这是眼下最稳妥的办法,躬身道:“大人思虑周全,下官佩服。”
周毅和几位耆老也纷纷点头,表示赞同。
抄家灭族?政治考量。
林轩在法与情、严与宽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这个决定,不仅有利于迅速稳定江南局势,也更有利于他将斗争的矛头,精准地指向真正的幕后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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