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佑安、沙通天等人被投入大牢，江南官场与漕帮的核心势力被一举荡平。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如何处置这些案犯及其家眷、党羽。是依律严办，抄家灭族，以儆效尤？还是权衡利弊，有所保留，以免激起更大的动荡，或者引来京城方面更激烈的反弹？
这个问题，摆在了林轩面前。陆明远、周毅等下属，以及闻讯赶来、代表江南士绅民意的一些耆老，都密切关注着这位年轻钦差的决断。
陆明远倾向于从严处置。“大人，”他神色激愤，“潘佑安、沙通天等人，罪大恶极！勾结妖邪，荼毒生灵，侵吞国帑，截杀钦差！哪一条不是十恶不赦之罪？若不严惩，何以告慰枉死百姓？何以震慑后来者？下官以为，当依《大夏律》，主犯凌迟，家产抄没，亲族流放，党羽依罪论处！”他深受其害，对潘佑安一伙恨之入骨，主张用最严厉的手段彻底清算。
周毅则显得更为持重一些。“大人，陆通判所言在理。此等巨蠹，确应严惩。然……”他话锋一转，面露忧色，“此案牵连甚广，潘佑安在江南经营多年，党羽遍布各级衙门；沙通天掌控漕帮，徒子徒孙数以万计。若处置过苛，恐生变乱，不利于眼下稳定江南大局。且……京城那边，恐怕也不会乐见江南官场被彻底清洗。”他的意思很明确，担心牵连太广引发反弹，也顾忌京城七皇子和国师府的反应。
几位地方耆老则更加务实，他们一方面痛恨潘佑安等人祸害地方，另一方面也担心过于激烈的清算会影响本地商业和民生稳定，尤其漕帮涉及无数底层百姓的生计。他们委婉地表示，希望钦差大人能“明正典刑”的同时，也“法外施仁”，避免波及太广。
不同的意见，反映了不同的立场和考量。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林轩，等待他的最终决定。
林轩端坐于临时充作衙门的原节度使府大堂之上，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陷入了沉思。他理解陆明远的愤怒，也明白周毅的顾虑，更清楚地方耆老的担忧。
抄家灭族，固然痛快，也能最大程度地彰显朝廷法度的威严。但正如周毅所说，潘佑安和沙通天的势力盘根错节，若真的一刀切下去，江南官场恐怕要空了一半，漕帮瞬间瓦解也可能导致数以万计的漕工失业，引发社会动荡。这绝非刚刚经历妖患、亟待恢复元气的江南所能承受。
更重要的是，此案的最终目标，并非仅仅是潘佑安和沙通天这些台前人物，而是他们背后的七皇子和国师！若在江南掀起过于血腥的清洗，很可能给京城那两位以口实，攻击他“滥用职权”、“残害地方”、“动摇国本”，甚至可能让他们有机会断尾求生，将一切罪责都推到潘、沙这些“办事不力”的替死鬼身上，从而从这场风波中脱身。
他需要一种更聪明、更符合政治现实的处理方式。既要让罪魁祸首得到应有的惩罚，以平民愤、肃纲纪；又要控制波及范围，稳定江南局势；还要将这些人的罪证和作用最大化，作为攻击其背后主使的弹药。
良久，林轩缓缓抬起头，目光扫过堂下众人，声音沉稳而清晰：
“潘佑安、沙通天，罪证确凿，罪大恶极，依律当处极刑，家产抄没，此乃国法，不容置疑！”
他先定下了对主犯的基调，表明绝不会姑息。
“然，”他话锋一转，“上天有好生之德，陛下亦常怀仁恕之心。其家眷族人，若查明确未参与罪行，可酌情网开一面，不至株连过广。潘、沙二人之党羽，亦需仔细甄别，首恶必办，胁从不同，有功者（如罗文斌）可予自新之路，无知被裹挟者予以告诫，允许戴罪立功。”
他这是要将打击面控制在核心圈层，避免扩大化。
“至于漕帮……”林轩沉吟道，“沙通天伏法，帮众不可一概而论。诸多底层漕工，不过是为求衣食。当务之急，是整顿漕运，使其重回正轨，保障运河畅通，维护数万漕工生计。可遴选帮中素有威望、且无大恶之人暂代管束，待朝廷派遣得力官员接管。”
他既要铲除毒瘤，又要避免造成权力真空和社会动荡。
“诸位，”林轩最后总结道，“我等办案，非为杀戮而立威，乃为惩奸而安民，为肃贪而强国。量刑需准，执法需严，但亦需考量时局，顾及民生。此番处置，本官自会详细陈奏陛下，陈明利害。”
一番话，既坚持了原则，又体现了灵活，既彰显了法度威严，又透露出政治智慧与对民生的关怀。
陆明远虽然觉得不够解气，但也明白这是眼下最稳妥的办法，躬身道：“大人思虑周全，下官佩服。”
周毅和几位耆老也纷纷点头，表示赞同。
抄家灭族？政治考量。
林轩在法与情、严与宽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这个决定，不仅有利于迅速稳定江南局势，也更有利于他将斗争的矛头，精准地指向真正的幕后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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