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远看着她，眼神复杂而深邃：“重要的不是里面有什么证据，而是因为它什么都没有。官方的记录是一片空白，就像这张卡。但我们记得，这就够了。”
苏棠似乎明白了。
她紧紧攥着那张卡，回到城西的废墟。
那里曾是她的家。
她找到了母亲留下的那个生锈的铁盒，将这张空白的SD卡郑重地放了进去，与母亲唯一的照片放在一起。
然后，她找到一处倒塌的墙根，将铁盒深深地埋入了尘土之下。
证据被销毁了，但记忆，被封存了。
时间是最好的疗愈师，也是最残酷的遗忘者。
一年后，苏棠站在市心理支援中心年终汇报会的讲台上。
她不再是那个惊恐不安的女孩，她的目光平静而坚定。
她提交的论文题目是《关于‘被遗忘者’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新型干预模型探讨》。
论文的核心，是一个化名为“X”的临床案例。
她以冷静客观的学术语言，详细描述了“X”从记忆剥离、身份认同混乱到自我重建的全过程。
所有的时间节点、关键症状、情绪波动、以及每一步的干预手段和效果，都与她自身的经历严丝合缝地吻合。
这是一场不动声色的自我解剖。
报告结束时，一位头发花白的评审专家推了推眼镜，语气温和地问道：“苏小姐，你论文里的这个案例非常……深刻。我想知道，这个代号为‘X’的孩子，她现在……好吗？”
整个会议室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苏棠身上。
她抬头，迎上专家的视线，沉默了片刻，然后用一种无比清晰、无比平静的声音回答：
“她活在有人愿意写下她名字的每一刻。”
这句话，像一颗投入静水深潭的石子，激起无声而巨大的涟漪。
又是几年过去。
城市的变化日新月异，旧的疤痕逐渐被新的建筑覆盖。
市局档案室进行翻新，一名新入职的实习生在清理旧柜子时，意外发现一块从墙上脱落的墙皮。
她好奇地翻过来，看到背面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林小遥，7岁，爱画画。”
实习生觉得有趣，随手拍了张照片发到内部工作群里，配上文字：“打扫卫生发现的‘文物’，有前辈认识她吗？”
群里一片沉寂，无人应答。
这个名字，早已被时间的长河冲刷得不见踪影。
第二天，裴溯默默地将这张照片用A4纸打印了出来，贴在了自己办公室的门后。
那里已经贴了许多便签和备忘录，这张照片混在其中，毫不起眼。
傍晚，苏砚来找裴溯讨论案情，一眼就看到了门后的照片。
她的目光在“林小遥”三个字上停留了很久，然后什么也没说，转身离开。
几分钟后，她回来了，手里拿着一支绿色的蜡笔。
她走到门后，在那张照片的下方，一笔一划，用力补上了一行字：“苏棠，8岁，会写字。”
两个被遗忘的名字，以这种奇特的方式，在一扇普通的办公室门后，再次相遇。
光阴荏苒，又过了许多年。
城西的废墟之上，一座小型的纪念馆拔地而起。
没有宏伟的设计，只是一面长长的、朴素的清水混凝土墙，墙上密密麻麻地刻满了名字。
这些名字，都曾是SY后面的那一串冰冷的编号。
纪念馆开馆当日，人潮涌动，许多人前来凭吊那些消失在历史尘埃里的亲人。
苏砚没有参与任何仪式，她独自一人，在日暮时分来到墙下。
她找到了那个熟悉的名字——“苏棠”。
她伸出手，指尖轻轻抚过那冰冷深刻的笔画，就像多年前抚摸解剖台上的蓝痕。
一阵风吹过，卷起地上的梧桐叶。
一片枯黄的叶子打着旋，悠悠飘落，不偏不倚，恰好覆盖住了那个“棠”字。
苏砚没有将它移开。
她只是站在那里，看着被叶片遮蔽的名字，用只有自己能听见的声音低声说：“你早就不是谁的影子了。”
远处，纪念馆的台阶上，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正踮着脚，用一支粉笔，笨拙地在地面上描摹着墙上的名字。
她的妈妈在一旁温柔地看着她。
小女孩一边画，一边用稚嫩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地轻声念着：
“棠……棠……”
那个名字，像一颗种子，终于在这片土地上，在阳光下，被一个全新的生命所呼唤。
苏砚转身离开，夕阳将她的影子拉得很长。
从那天起，纪念馆外墙下的那条路，成了她每日清晨上班的必经之路。
风霜雨雪，从未间断。
她总会习惯性地抬头，目光掠过那面刻满名字的墙，最终停留在那个熟悉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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