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燕的死,如同一道深深的伤疤,刻在了滨江市的肌体上,也刻在了每个市民的心头。“夜魔”不再是幽灵般的骚扰者,而是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双手沾满鲜血的杀人恶魔。1984年余下的时间和几乎整个1985年,警方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力量,进行了地毯式排查,重点围绕红星五金厂及周边区域,核对所有符合特征(眼皮耷拉、瘦高、穿41码解放鞋、有深蓝色工装、能接触三角锉刀、O型血)的人员。压力之下,甚至有几个有前科或性格孤僻的人被反复盘问,但最终都因缺乏确凿证据而释放。
然而,令人不安的是,“夜魔”仿佛真的随着周晓燕的死而消散了。再也没有新的臀部袭击案,没有新的割喉事件,没有新的粉笔符号。这种沉寂,并未带来安宁,反而像一根越绷越紧的弦,悬在每个人的头顶,尤其是老陈和专案组成员的心上。
“陈队,这都快一年半了,一点动静没有。他是不是真的怕了,跑了?”助手小李给老陈泡了杯浓茶,试图缓解办公室里压抑的气氛。
老陈接过茶杯,氤氲的热气也化不开他眉心的结。“跑?也许。但更可能的是,他在适应,在学习,或者在……策划更大的。”他指着墙上案件地图上那个代表周晓燕遇害的红色图钉,“见过血的人,很难再满足于仅仅制造疼痛。他的欲望被养大了,他在寻找新的……‘乐趣’。”
老陈的直觉像警铃一样在他脑中作响。他反复研究“夜魔”的作案轨迹:从厂区厕所到宿舍楼道,从公共水房到黑暗小巷,最后是废弃仓库区。凶手的行动范围在扩大,环境选择在变化,胆量在升级。下一次,他会选择哪里?什么样的场景,能满足他升级后的、扭曲的欲望?
答案,在一个寒冷的冬夜,以最残酷的方式揭晓了。
1985年12月15日,凌晨三点至四点之间
红光机械厂三号筒子楼二层,207房间
李建国和王芳是对年轻的青工夫妻,住在筒子楼二层把头的房间。两人为人本分,感情很好,是楼里有名的恩爱夫妻。12月14日晚上,邻居还听到他们屋里传来收音机的音乐声和说笑声。
15日早上六点,住在隔壁206的孙大妈起床做早饭,发现207房门底下缝隙似乎透出一点暗红色,还闻到一股若有若无的、铁锈般的腥气。她敲了敲门,没人应。一种不祥的预感让她叫来了楼长和保卫科的人。
保卫科的人用备用钥匙打开房门,一股浓重的血腥味扑面而来。眼前的景象让所有在场的人魂飞魄散:
李建国和王芳并排躺在双人床上,盖着被子,仿佛仍在沉睡。但他们的颈部,都有一道极深极长的割裂伤,几乎割断了整个脖颈,鲜血浸透了枕头和床单,甚至喷溅到了对面的墙壁上,凝固成一片恐怖的暗红色。两人的眼睛都圆睁着,定格在生命最后一刻的惊愕与恐惧中。
老陈带着专案组火速赶到。即使经历过周晓燕案的惨状,眼前的景象依然让他感到一阵寒意。现场太安静了,除了血腥味,还有一种死寂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秩序感。
“门窗完好,没有强行闯入的痕迹。”技术员报告,“凶手要么有钥匙,要么……技术非常高明,能用工具悄无声息地打开这种老式弹子锁。”
老陈的目光扫过房间。家具摆放整齐,没有明显的搏斗迹象。凶手是在夫妻二人熟睡中,以极快的速度、极精准的手法下的手。这需要冷静、力量和……熟悉?
“财物呢?”
“抽屉里的三百多块钱、王芳的雪花膏手表都还在,不像谋财。”
老陈走到床边,仔细观察。创口与周晓燕颈部的类似,但更深,更决绝,凶器的前端可能比三角锉刀更宽、更利了一些,像是经过了再次打磨。凶手的力量和技巧,都比一年前更强了。
然后,他的目光被床头柜吸引。上面放着李建国的一个旧搪瓷缸,王芳的一个小圆镜和一把梳子。小圆镜被拿起过,然后镜面朝下,被轻轻地、刻意地扣在了桌面上。
这个动作,与整个血腥现场的暴烈形成了诡异的对比。它不像慌乱中碰倒的,更像是一个冷静的、带有某种意味的举动。
“检查这个镜子,看有没有指纹。”老陈沉声命令,但他的直觉告诉他,不会有的。凶手很谨慎。
在房间门口的地面上,他们再次提取到了那个熟悉的、41码解放鞋的鞋印,鞋底沾着已经半干涸的血迹。同时,在门框外侧一个不显眼的位置,发现了一个极其模糊的、似乎用血迹画下的符号:⊙。这一次,它小得多,隐蔽得多,仿佛只是一个留给自己的标记。
法医的初步判断与现场勘查一致:死亡时间在凌晨三点到四点之间,一刀毙命,凶手对人体结构很了解,手法干净利落。夫妻二人在睡梦中几乎没有反抗的机会。
“灭门!这是灭门惨案!”公安局领导在案情分析会上拍案而起,声音因愤怒和震惊而颤抖,“‘夜魔’已经彻底疯了!老陈,你们专案组到底有没有头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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