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燕的死，如同一道深深的伤疤，刻在了滨江市的肌体上，也刻在了每个市民的心头。“夜魔”不再是幽灵般的骚扰者，而是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双手沾满鲜血的杀人恶魔。1984年余下的时间和几乎整个1985年，警方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力量，进行了地毯式排查，重点围绕红星五金厂及周边区域，核对所有符合特征（眼皮耷拉、瘦高、穿41码解放鞋、有深蓝色工装、能接触三角锉刀、O型血）的人员。压力之下，甚至有几个有前科或性格孤僻的人被反复盘问，但最终都因缺乏确凿证据而释放。
然而，令人不安的是，“夜魔”仿佛真的随着周晓燕的死而消散了。再也没有新的臀部袭击案，没有新的割喉事件，没有新的粉笔符号。这种沉寂，并未带来安宁，反而像一根越绷越紧的弦，悬在每个人的头顶，尤其是老陈和专案组成员的心上。
“陈队，这都快一年半了，一点动静没有。他是不是真的怕了，跑了？”助手小李给老陈泡了杯浓茶，试图缓解办公室里压抑的气氛。
老陈接过茶杯，氤氲的热气也化不开他眉心的结。“跑？也许。但更可能的是，他在适应，在学习，或者在……策划更大的。”他指着墙上案件地图上那个代表周晓燕遇害的红色图钉，“见过血的人，很难再满足于仅仅制造疼痛。他的欲望被养大了，他在寻找新的……‘乐趣’。”
老陈的直觉像警铃一样在他脑中作响。他反复研究“夜魔”的作案轨迹：从厂区厕所到宿舍楼道，从公共水房到黑暗小巷，最后是废弃仓库区。凶手的行动范围在扩大，环境选择在变化，胆量在升级。下一次，他会选择哪里？什么样的场景，能满足他升级后的、扭曲的欲望？
答案，在一个寒冷的冬夜，以最残酷的方式揭晓了。
1985年12月15日，凌晨三点至四点之间
红光机械厂三号筒子楼二层，207房间
李建国和王芳是对年轻的青工夫妻，住在筒子楼二层把头的房间。两人为人本分，感情很好，是楼里有名的恩爱夫妻。12月14日晚上，邻居还听到他们屋里传来收音机的音乐声和说笑声。
15日早上六点，住在隔壁206的孙大妈起床做早饭，发现207房门底下缝隙似乎透出一点暗红色，还闻到一股若有若无的、铁锈般的腥气。她敲了敲门，没人应。一种不祥的预感让她叫来了楼长和保卫科的人。
保卫科的人用备用钥匙打开房门，一股浓重的血腥味扑面而来。眼前的景象让所有在场的人魂飞魄散：
李建国和王芳并排躺在双人床上，盖着被子，仿佛仍在沉睡。但他们的颈部，都有一道极深极长的割裂伤，几乎割断了整个脖颈，鲜血浸透了枕头和床单，甚至喷溅到了对面的墙壁上，凝固成一片恐怖的暗红色。两人的眼睛都圆睁着，定格在生命最后一刻的惊愕与恐惧中。
老陈带着专案组火速赶到。即使经历过周晓燕案的惨状，眼前的景象依然让他感到一阵寒意。现场太安静了，除了血腥味，还有一种死寂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秩序感。
“门窗完好，没有强行闯入的痕迹。”技术员报告，“凶手要么有钥匙，要么……技术非常高明，能用工具悄无声息地打开这种老式弹子锁。”
老陈的目光扫过房间。家具摆放整齐，没有明显的搏斗迹象。凶手是在夫妻二人熟睡中，以极快的速度、极精准的手法下的手。这需要冷静、力量和……熟悉？
“财物呢？”
“抽屉里的三百多块钱、王芳的雪花膏手表都还在，不像谋财。”
老陈走到床边，仔细观察。创口与周晓燕颈部的类似，但更深，更决绝，凶器的前端可能比三角锉刀更宽、更利了一些，像是经过了再次打磨。凶手的力量和技巧，都比一年前更强了。
然后，他的目光被床头柜吸引。上面放着李建国的一个旧搪瓷缸，王芳的一个小圆镜和一把梳子。小圆镜被拿起过，然后镜面朝下，被轻轻地、刻意地扣在了桌面上。
这个动作，与整个血腥现场的暴烈形成了诡异的对比。它不像慌乱中碰倒的，更像是一个冷静的、带有某种意味的举动。
“检查这个镜子，看有没有指纹。”老陈沉声命令，但他的直觉告诉他，不会有的。凶手很谨慎。
在房间门口的地面上，他们再次提取到了那个熟悉的、41码解放鞋的鞋印，鞋底沾着已经半干涸的血迹。同时，在门框外侧一个不显眼的位置，发现了一个极其模糊的、似乎用血迹画下的符号：⊙。这一次，它小得多，隐蔽得多，仿佛只是一个留给自己的标记。
法医的初步判断与现场勘查一致：死亡时间在凌晨三点到四点之间，一刀毙命，凶手对人体结构很了解，手法干净利落。夫妻二人在睡梦中几乎没有反抗的机会。
“灭门！这是灭门惨案！”公安局领导在案情分析会上拍案而起，声音因愤怒和震惊而颤抖，“‘夜魔’已经彻底疯了！老陈，你们专案组到底有没有头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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