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初二年的春风,并未给天下带来多少暖意。各方势力在经历了称帝、托孤、暗战与摩擦后,纷纷开始将目光转向内部,试图通过制度的调整与巩固,来应对这个崭新而又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
洛阳,魏皇宫。
新帝曹丕在初步稳固权位后,开始着手推行一系列旨在巩固统治、尤其是获取士族门阀支持的新政。其中最为核心、影响也最为深远的,便是由尚书陈群牵头拟定的“九品官人法”草案。
御前会议上,陈群正在向曹丕及重臣阐述此法要义:
“陛下,如今天下虽定,然人才淆杂,选举无准。汉室旧制,察举征辟,多为地方名士把持,或重虚誉,或徇私情,致使贤愚混杂,有才者沉沦下僚,无德者窃居高位。长此以往,非国家之福。”
他展开绢帛,上面绘有详细的品第图表:“臣等议定,可于各州郡设‘中正’官,由本籍德高望重、熟知乡情之朝官兼任。其职责,乃品评本州郡士人,根据其家世、德行、才能,定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共九品。吏部依此品第,授以相应官职。品第并非固定,每三年由中正复评,可升可降。如此,则人才评骘有据,选拔有序,名实相副。”
此法一出,殿中不少出身颍川、汝南、河北等地的世族官员,眼中皆露出赞许之色。这“九品官人法”,虽标榜兼顾“家世、德行、才能”,但实际上,“家世”(即门第)被摆在了首位。这无疑将从制度上保障并强化士族阶层对官僚选拔的垄断,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
曹丕微微颔首。他需要士族的支持来巩固皇权,打击潜在的宗室、外戚或功勋武将势力,此法正合其意。但他也并非全无顾虑:“中正之权,是否过重?若其徇私枉法,品评不公,又如之奈何?”
侍中司马懿出列道:“陛下所虑极是。故中正人选,需慎之又慎,且其品评结果需公示,接受监督。另可设监察之制,若有重大不公,朝廷可遣使复核。然臣以为,此法之要,在于定品论才,有章可循。较之以往漫无标准,已是长足进步。假以时日,必能为国遴选出栋梁之材。”
曹丕最终拍板:“便依陈群所奏,先在司隶、豫州、冀州等地试行。中正人选,由尚书台与廷议共推。”他心中明了,这或许会带来新的弊端,但在当前,获取士族的全力支持,远比考虑那些潜在的、未来的问题更为紧要。
然而,“九品官人法”的风声甫一传出,便在曹魏治下的中下层官吏与寒门士子中,激起了阵阵暗涌。那些原本还怀抱一丝“唯才是举”期望的寒俊之士,感到了深深的失望与寒意。门槛,被无形中筑得更高了。一些人将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了北方——那个据说“不问出身,只问才德”的地方。
白帝城托孤的悲壮气息,随着时间流逝,逐渐被一种沉静而坚韧的力量所取代。成都,丞相府。
诸葛亮已全面接管蜀汉军政大权。他深知,在经历夷陵惨败、先主新丧、外有强敌、内有南患的艰难时刻,任何激进的举动都可能带来灭顶之灾。他的策略,是外和东吴,内修政理,固本培元。
“丞相,曹丕行‘九品官人法’,中原士族弹冠相庆,而寒门多有怨言。此是否是我联结北方不满之士的机会?”参军马谡试探着问道。
诸葛亮轻摇羽扇,缓缓摇头:“幼常(马谡)之言,只知其一。曹丕此法,虽固士族,亦伤寒俊,然其统治根基,短期反可能更稳。我季汉新遭大创,当务之急乃休养生息,积攒国力。联曹抗吴,或联吴抗曹,皆需实力为后盾。此刻妄动,引火烧身耳。”
他铺开蜀中地图:“内政方面,需重新清查户口,整理赋税,务农殖谷,闭关息民。南中之地,雍闿、孟获等反复,需先抚后征,稳定后方。军政上,精简部队,去其羸弱,加强操练,尤重山地、弩兵之战法。工械之利,不可不察。闻北地‘玄鼎’擅工巧,其器物或有可借鉴之处,可遣精细之人,以商贸为名,暗自观摩学习。”
“至于东吴……”诸葛亮目光微凝,“杀关羽、夺荆州之仇,不可或忘。然今曹魏势大,孙仲谋(孙权)亦非庸主,两国已成唇齿之势。可遣使重修旧好,共抗曹贼,此乃大局。然需谨记,盟约可签,防备不可松懈。江州、白帝城之防务,尤需加强。”
诸葛亮的方略,务实而隐忍,一切以恢复国力为要。他深知,在魏、吴、以及北方那个特殊的“玄鼎”之间,弱小的蜀汉必须像最精密的平衡木演员,谨慎地走好每一步。
与曹丕的强化门阀、诸葛亮的务实固本不同,“玄鼎”的内部调整,则始终围绕着那个核心难题:如何在坚持“天下为公”基本理念的前提下,解决日益凸显的“公平与效率”矛盾。
典制馆内,关于激励制度修改方案的争论持续了数日。联合调研小组带回了来自工坊、农田、矿场、乃至边境军屯的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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