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勒古堡的夕阳，把荷兰殖民时期建筑的赭红色墙面染成金黄。
苏晓站在古堡的城墙上，眺望着印度洋。海风咸湿温热，吹乱她的头发。身后，那座融合了伊斯兰与本地风格的小清真寺静静矗立，修缮脚手架已经搭起一半。
“苏团长，社区协调会三十分钟后开始。”翻译小跑过来，神色紧张，“但情况不太妙。伯格人社区刚刚派人来说，如果不先修他们那栋‘红房子’，他们就抵制整个项目。”
苏晓揉了揉太阳穴。这是本周第三次社区矛盾了。
加勒古堡的世界遗产保护区里，聚居着多个族群：僧伽罗人占多数，泰米尔人主要经商，穆斯林社区集中在小清真寺周围，而伯格人——那些荷兰殖民者与当地人通婚的后代——虽然人数最少，但在遗产问题上声音最大。
他们口中的“红房子”，是一栋十八世纪的荷兰式住宅，有着醒目的红色墙面和白色窗框。确实有历史价值，但结构问题远不如小清真寺紧急。
“先去看看。”苏晓决定。
前往红房子的路上，她经过古堡的主街。两旁是殖民时期的拱廊建筑，一楼是商铺，二楼是住宅。有些房屋修缮完好，色彩鲜艳；有些则破败不堪，墙面剥落，窗户破损。这种对比，就像这个社区的关系——表面上共存，暗地里裂痕。
红房子前已经聚集了十几位伯格人居民，为首的是位七十多岁的老先生，自称范·德·桑特，是这栋房子第五代主人。
“苏博士，我理解你们要修清真寺。”老先生英语流利，带着旧式殖民者的腔调，“但我们的房子也在倒塌。上周暴雨，二楼天花板漏水，我孙女房间的墙纸全毁了。”
苏晓进屋查看。情况确实不乐观：屋顶木构虫蛀严重，墙面多处开裂，老化的电线裸露在外。但这栋房子的核心结构还算稳固，不像小清真寺的某个梁柱已经出现明显歪斜。
“范·德·桑特先生，我们会修复您的房子，这是肯定的。”苏晓诚恳地说，“但小清真寺的结构问题更紧急。如果那根主梁在雨季倒塌，可能会连带损伤周围建筑，包括您的房子。”
“那为什么不两个一起修？”旁边一位中年女性质问——是老先生的女儿，“你们中国人不是很有钱吗？”
问题就在这里。项目预算有限，必须分优先级。但这话说出来，会被误解为厚此薄彼。
“资金确实有限。”苏晓选择坦诚，“但更重要的是技术和人力。我们现在只有一支核心团队，如果同时开工两个大项目，质量无法保证。我建议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修复最紧急的小清真寺和另外三栋危房；第二阶段修复红房子和其他建筑。”
“那第一阶段要多久？”
“四到六个月。”
“六个月后雨季都结束了！我们的房子能撑到那时候吗？”
人群开始骚动。苏晓知道，这不是技术问题，是信任问题。这些伯格人社区长期感觉自己被边缘化——在僧伽罗人主导的社会里，他们是混血少数；在遗产保护序列里，他们的建筑往往排在宗教建筑之后。
她想起林凡的叮嘱：“在分裂的社会里，遗产保护不是修房子，是修关系。”
“这样吧，”苏晓做出决定，“红房子的紧急加固今天就开始。我们先派工人修补屋顶漏洞，临时加固危险墙体，确保雨季安全。同时，我会申请追加预算，争取把红房子提前到第一阶段。但需要各位帮忙——我们需要了解这栋房子的历史细节，任何老照片、家族记录、维修记录，都有助于制定更好的方案。”
这个折中方案让气氛缓和了一些。范·德·桑特老先生思考片刻，点点头：“我祖父的日记里，有这房子最早的修缮记录。我可以给你们看。”
危机暂时化解，但苏晓知道，这只是开始。加勒古堡就像一面多棱镜，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记忆、诉求和伤痕。要修复这里的建筑，先要理解这些看不见的裂痕。
协调会推迟了一小时，在古堡社区中心举行。各社区代表陆续到来，围坐成一个不规则的圆——僧伽罗人坐一边，泰米尔人坐一边，穆斯林坐另一边，伯格人单独坐在角落。
苏晓的开场白很简单：“今天我们不讨论技术，只讲故事。请各位分享，在加勒古堡，您最珍视的记忆是什么？最担心的又是什么？”
沉默。各种目光交织，怀疑、期待、防备。
最后，小清真寺的老伊玛目先开口：“我最珍视的，是每天日落时的祷告声。不同信仰的人，听到钟声、唤拜声、诵经声，都知道这是回家的时刻。最担心的……是这些声音有一天会消失，因为房子倒了，人散了。”
一位僧伽罗老工匠接着说：“我最珍视的，是父亲教我的手艺——怎么砌这些拱廊的石头，怎么调墙面的颜色。最担心的，是儿子不想学，说要去科伦坡当程序员。”
泰米尔商人说：“我最珍视古堡的集市，祖父的祖父就在这里开店。最担心游客多了，房租涨了，我们这些老店租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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