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时分,天色将暗未暗,路灯尚未完全亮起,整个世界仿佛笼罩在一层灰蒙蒙的薄纱里。大刘拖着步子,从那条走了无数遍的、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路拐进小区。他的影子在身后拉得很长,像一道疲惫不堪的、粘连的阴影。大刘又一次出差回来了。
“好累。”
这两个字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不仅是回到家对妻子阿芳说,在单位遇到相熟的同事,递过一根烟,点燃,吐出一口烟雾时,也常常伴随着一声叹息:“唉,好累。”
身体的累是实实在在的。但这只是表面的、可以被言说的累。更深层次的,是一种如同陷入泥沼般的、无从诉说的疲惫,源自他那“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的,看似风光,实则如履薄冰的生活。
推开家门,一股家常饭菜的味道混合着清洁剂的气息扑面而来。这是“家”的味道,稳定,却也带着一种无形的压力。老婆阿芳正在厨房里忙碌,抽油烟机的轰鸣声掩盖了他进门的脚步声。
“回来了?”阿芳关了火,探出头来。她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迅速而细致地在他身上扫过。
“嗯,回来了。”大刘应着,把提包放在玄关的柜子上,弯腰换鞋,刻意避开了她的视线。
“今天怎么又这么晚?”阿芳走过来,语气里带着惯常的审慎。她靠近他,动作看似自然地去接他脱下的外套,鼻翼却几不可察地微微翕动。
大刘的心微微一紧。他知道,这是阿芳的“例行检查”。她在检查他身上有没有残留的、不属于这个家的、异性的味道。香水味、洗发水味,或者任何一种暖昧的气息。自从大刘成为了老板娘的专用司机,一起出差,刚开始阿芳还没有意识到了会有那方面的事,心里想,一个二婚保安能和老板娘在一起?直到毫无征兆的频繁出差,女人就是相信自己的第一直觉,她开始盯上大刘。
“还能为什么,到隔壁城市拉业务,老板娘亲自去谈。”大刘尽量让语气显得平淡,甚至带着一丝抱怨,“开车,开来开去开得我腰都快断了。”
阿芳没发现什么明显的异常,但眼神里的疑虑并未完全散去。她把外套挂好,转身进了客厅。大刘松了口气,跟着走进去,把自己重重地摔进沙发里,闭上眼睛,真真切切地感到一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倦怠。
晚饭在一种略显沉闷的气氛中进行。阿芳问了些厂里的事,大刘谨慎地回答着,避免提及任何与老板娘相关的细节。然而,风暴往往在平静后降临。
夜里,洗漱完毕,躺在那张双人床上。阿芳翻了个身,靠近他,手搭上他的胸膛。
“大刘,”她的声音在黑暗中显得有些幽怨,“我们好久没……”
大刘的身体瞬间僵硬了。他知道阿芳的要求是什么。这几乎成了她验证他“忠诚”的另一种方式,一种比检查味道更直接、更让他难以回避的方式。如果他推脱,那便是“心里有鬼”;如果他表现不佳,那更是“在外面耗尽了精力”。
“今天太累了,开了好几百公里,先休息一会儿吧……”他试图挣扎。
“每次都说累,”阿芳的声音冷了下来,“我是你老婆,这是你的义务。”阿芳脱光衣服,不依不饶的压到大刘身上。
义务。这个词像一根针,刺破了他勉力维持的平静。他不再说话,只是机械地、麻木地履行着身为丈夫的“义务”。整个过程,他脑海里一片空白,只觉得身下的床仿佛变成了流沙,要将他吞噬。结束后,阿芳似乎暂时得到了某种安抚,转过身睡了。大刘却睁着眼睛,望着天花板,听着身边逐渐均匀的呼吸声,感觉自己像一个被掏空了的躯壳。
外面的“彩旗”,指的是五金厂里的老板娘。
老板娘四十的年纪,正是女人熟透了的时节,风韵十足。她丈夫,也就是真正的老板,今年初病倒了,五金厂里里外外基本是丽姐在掌管。大刘能干,踏实,模样也周正,又是老乡,春节值班时就被老板娘“看上”了。
起初是工作上安排接触,然后是生活上若有似无的关心,再后来,是那次应酬后,老板娘多喝了几杯……大刘为了自己生存,一切都发生了得顺理成章,又带着点身不由己的暧昧。
对老板娘而言,大刘是她排解寂寞的固定对象,是她在异乡深夜里的慰藉,甚至,带着一点对年轻强壮身体的迷恋和占有。对大刘而言呢?一开始或许是男人的虚荣心作祟,被女老板青睐的隐秘刺激;后来,则慢慢变成了一种难以启齿的“工作内容”,一种夹杂着欲望、压力、甚至是某种程度被迫的复杂关系。再后来就成为大刘想飞黄腾达的机遇。
老板娘对他,倒也大方。看到他确实“辛苦”,不仅给他加了工资,还时常从香港带回来一些昂贵的补品——鹿茸、海马、进口的维生素、包装精美的营养合剂。
“大刘,看你最近瘦了,这个拿回去泡水喝,补补身子。”老板娘把东西塞给他时,眼神里带着一种了然和关切,但那关切背后,是毋庸置疑的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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