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火者联盟”的雏形，像给《回声地图》这艘突然被推入风口的船，临时加装了几副不同功能的船桨。刀哥的加入，以其特有的草莽活力和对网络生态的熟稔，迅速帮助项目建立了一个更活跃、也更易于管理的线上社群。他策划的“记忆寻宝”、“老照片漂流”等线上活动，以轻松有趣的方式，持续激发着公众的参与热情，并将杂乱无章的投稿，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向了更具建设性的方向。
然而，权力的注视也随之而来，且比预想中更具分量。
市里一位主管文化建设的副市长，在一次内部会议上，点名提到了《回声地图》，称之为“民间力量参与城市文化建设的创新典范”，并要求相关部门“研究支持方案”。这句来自高层的“定调”，瞬间改变了项目的处境。
规划局、文化局、档案馆之前还带着审视意味的“交流合作”邀请，迅速转变为积极甚至略显急切的“工作对接”请求。各种打着“支持”旗号的方案、建议、乃至直接指派的任务，开始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渠道，涌向乔妍的团队。有希望将《回声地图》纳入某个官方文化工程子项目的，有要求提供特定区域记忆素材用于政策宣传片的，甚至有提议由官方主导、将项目升级为一个覆盖全市的“标准化”记忆数据库的。
这些“好意”背后，都带着一个清晰的潜台词：既然得到了上面的肯定，就应该纳入体制的轨道，发挥更“规范”、更“正确”的作用。
王磊和团队里的年轻人们起初有些兴奋，觉得这是项目得到了“官方认证”。但乔妍和沈皓明几乎同时嗅到了其中蕴含的、让创作异化的风险。
“标准化数据库？”乔妍在一次团队内部会议上，指着那份由某研究机构受官方委托起草的、厚达数十页的“合作方案”初稿，语气罕见地带上了一丝锐利，“记忆的本质是多元的、情感的、甚至是非理性的。一旦被‘标准化’，被纳入僵化的分类体系，它还是‘记忆’吗？那和冷冰冰的档案编号有什么区别？”
沈皓明则在私下里，用更直白的商业逻辑为她点破了关键：“他们看中的，是你这个项目积累的‘社会影响力’和‘情感动员能力’。现在想把它‘收编’，转化为政绩工程的一部分。一旦接受，你就不再是‘执火者’，而是他们棋盘上的一颗棋子，项目的灵魂也就没了。”
压力不仅来自上方，也来自内部。“刀哥”在了解到官方的强势意图后，在一个深夜给乔妍打来了电话，语气一反常态地严肃：“乔导，这事儿您得顶住。我混网络这么多年，太清楚了，一旦被‘招安’，咱们现在这股子野性、这份儿来自街头的真实劲儿，立马就得玩完！到时候做出来的东西，谁还看啊？”
乔妍站在工作室的落地窗前，窗外是璀璨却冰冷的城市夜景。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重量压在了肩上。这不再是创作本身的艰难，而是她的“光”在照亮一定范围后，所必然要承受的、来自现实引力场的拉扯。她要守护的，不仅仅是那些记忆碎片，更是这个项目得以生长的、自由的土壤和独特的灵魂。
她需要做出抉择，也需要一种更高级的智慧，来应对这复杂的局面。
反复思量后，乔妍采取了“柔性的坚守”。她没有强硬地拒绝所有官方伸出的橄榄枝，而是主动起草了一份《关于“回声地图”项目定位与合作原则的说明》，清晰地阐述了项目的三大核心立场：民间发起、公共属性、独立运营。
她带着这份说明，再次与相关部门进行了会谈。这一次，她的态度更加坚定，语气却依旧温和理性。
“我们非常乐意成为官方文化保护工作的有益补充和民间视角的提供者，”她对着几位面露难色的官员，不疾不徐地说道，“我们可以建立定期信息共享机制，我们的数据库可以向贵方开放研究权限，我们也很愿意在涉及具体区域的城市更新规划前期，提供来自民间记忆的参考意见。但是，《回声地图》的运营主体、内容方向、以及最终的阐释权，必须保持独立。这是我们项目生命力的源泉，也是它能持续获得公众信任的基础。”
她巧妙地运用了副市长“创新典范”的定调，强调“独立性”正是这种“民间创新”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同时，她也适度展示了项目的公众基础和社会影响力（隐晦地提及了刀哥和他的粉丝群体），暗示强行“收编”可能带来的舆论风险。
这番有理有据、软中带硬的表态，让会谈陷入了短暂的僵持。官员们既无法否定她逻辑的合理性，又难以完成上级“有效引导利用”的模糊指令。
会谈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但乔妍成功地守住了底线。她知道，这只是第一轮博弈。
回到工作室，她感到一阵精神的疲惫。沈皓明来接她，看她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没有多问，只是递给她一杯参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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