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律师仍试图辩解：“被告人的主观恶性较小，并非故意危害他人生命，其行为构成非法行医罪，但情节并非特别严重。且张桂兰自身隐瞒病史，存在一定过错，应从轻处罚。”他呈上陈国民老伴儿的病历和医药费单据，“其家庭困难，望法庭酌情考虑。”
赵桐权的目光在尸检报告、监控录像和行政处罚记录之间流转。他注意到一个细节：陈国民的笔记本上，记录着张桂兰的年龄、症状，却唯独没有过敏史询问记录，而皮试记录的时间与输液开始时间仅间隔5分钟——远低于规定的20分钟观察期，这根本不是规范的皮试流程。
“被告人陈国民，”赵桐权的声音沉稳而有力，“你未取得医师资格证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多次被处罚后仍非法行医，且使用过期药品，在被害人出现过敏反应后，未尽到基本的抢救义务，最终导致其死亡，其行为已构成非法行医罪，且属于‘造成就诊人死亡’的严重情节。”
他顿了顿，看向陪审团：“非法行医之所以被法律严厉禁止，正是因为它缺乏基本的医疗安全保障，从业者往往不具备相应的诊疗能力和急救知识，极易对患者的生命健康造成威胁。本案中，被告人的行为不仅违法，更违背了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
最终，赵桐权敲响法槌：“被告人陈国民犯非法行医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五万元。”
法槌声落下，陈国民瘫软在被告席上，浑浊的眼泪顺着皱纹滑落，嘴里反复念叨着“我错了……我真的错了……”。赵桐权合上卷宗，那本粗糙的“诊疗记录”仿佛还在眼前，每一页都写着侥幸与漠视，最终却以一条生命为代价，写下了沉重的结局。法律的裁决，既是对逝者的告慰，也是对所有漠视生命者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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