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梅的肩膀抖了一下，刚要开口，张律师抢先道：“审判长，周梅在侦查阶段的供述是在疲劳审讯下做出的，不具备法律效力。我们有证据证明，她当时连续四十八小时未休息。”
“反对！”李检察官拿出审讯录像，“录像显示，每次审讯间隔均超过八小时，有律师在场，不存在疲劳审讯。”他接着呈上从消防栓箱里搜出的账本，纸质粗糙，上面用钢笔记录着“5月14日，张，20万，抽2万”“5月17日，李，15万，抽1.5万”，字迹与周梅在公司文件上的签名一致。
“这本账本详细记录了每场的赌注和抽成比例，”李检察官指着最后一页的汇总，“累计抽成八百六十七万，与银行流水的进账总额完全吻合。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周梅的电脑里发现了一份‘放贷名单’，上面记录着三十四名参赌人员的欠账金额，其中十人抵押了房产或公司股权，抵押权人均为高天海实际控制的空壳公司。”
张律师的额角渗出细汗，却仍坚持：“这些都是商业投资的正常记录！高天海作为企业家，帮助朋友解决资金困难，收取合理回报，何罪之有？至于账本，不过是他随手记下的备忘录，不能作为犯罪证据。”
赵桐权的指尖在法桌上轻轻敲击，目光在高天海、账本照片、录音证据之间流转。他注意到一个细节：高天海的衬衫袖口沾着一点暗红色的痕迹，与账本上某页的墨水颜色高度相似，而那份“客户消费记录”的电子表格里，隐藏的公式计算的正是“赌注×5%”的抽成金额，绝非什么场地费。
“被告人高天海，”赵桐权的声音陡然加重，“你所谓的‘金融咨询公司’，从未有过任何金融咨询业务记录；你说的‘合法借贷’，借款人全是你组织的牌局参与者；你声称的‘客户休息室’，监控录像显示，每周二、六的下午和晚上，都有大量现金被带入带出，这难道是正常的办公场所？”
他顿了顿，看向陪审团：“开设赌场罪的构成要件，在于是否以营利为目的，组织三人以上赌博，且抽头渔利数额较大。本案中，被告人高天海以公司为掩护，设置封闭场所，制定准入机制，组织固定场次的赌博活动，抽成比例明确，配套高利放贷，涉案金额巨大，证据链完整，足以认定其犯罪事实。”
高天海的脸色终于变了，嘴唇翕动着却说不出话。高磊瘫软在被告席上，周梅低下头，肩膀剧烈地颤抖起来。
赵桐权拿起法槌，目光扫过庭内：“被告人高天海，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一百万元；犯高利放贷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
“被告人高磊，参与组织赌博活动，系从犯，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
“被告人周梅，负责记录赌资及放贷信息，系从犯，鉴于其在案件侦查中提供部分关键证据，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十万元。”
法槌落下，发出沉闷的声响。高天海被法警带走时，突然回头看向后排的西装男人，眼神里带着一丝怨毒。赵桐权合上卷宗，那本从消防栓箱里搜出的账本夹在其中，纸页间仿佛还残留着赌场里的雪茄味和金钱碰撞的脆响。
他知道，这起案件的判决并非结束。后排那几个西装男人的沉默，高天海最后的眼神，都在暗示着更深的牵连。但此刻，法槌落下的地方，便是正义开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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