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坐在办公室里，电脑屏幕上的税务报告已经翻到第三页。他看得仔细，逐行核对数据，手指偶尔在键盘上敲两下，调出关联表格比对。窗外阳光斜照进来，落在桌角那支钢笔上，笔身泛着旧金属的光泽。他没动它，只是看了眼袖口——“法正民安”四个字在光线下微微发亮。
这份周德海企业的税务报告，昨天还卡在稽查科没人签章，流程拖了整整三天。可今天一早，文件就出现在他的案头，封面上盖着“已初审”的红章，连经办人签名都齐全。他翻了翻流转记录，发现是昨晚十一点半加急处理的，签字的是省财政厅一位副处长，平时从不插手具体业务。
他没声张，但心里清楚，这不是巧合。
上午九点，办公厅下发了一份会议纪要。全省政法系统干部会议上，沙瑞金讲话提到：“年轻同志依法履职、大胆作为，只要出于公心、依规办事，组织上就要敢于撑腰。”这句话没点名，也没提具体案件，可传达到各厅局后，几个原本推诿配合的部门当天就回了函，表示材料正在整理，最快下午就能送过来。
陈东把纪要打印出来，放在桌上看了两遍。他知道这话是冲谁说的。
中午前，省纪委派来一名联络员，姓李，三十多岁，穿着朴素，说话有条理。对方主动打电话给他，说可以协助调取周德海关联企业的资金往来凭证，包括几家注册在外市的空壳公司。“这些单位不在我们直管范围，需要协调地方纪检组，如果您这边有需求，我可以牵头对接。”语气平稳，像是例行工作安排。
陈东答应得干脆。挂了电话，他在笔记本上记下时间、来电号码和对方职务编号。每一条信息他都存档，不为别的，只为确认——这股助力不是虚的，也不是暂时的缓和，而是有人在背后实实在在地推了一把。
他靠在椅背上，抬头看了看天花板。这段时间太安静了，安静得不像话。之前他刚接手这个案子时，各种阻力接连不断：文件压着不批，证人临时失联，甚至有人打着专案组名义四处打听进展。他一个人扛着，不敢松劲，也不敢指望谁。可现在，风向变了。
变的原因他心里有数。
下午两点，他去省委大楼参加一个案情通报会。散会后走廊人不多，他拎着包往电梯走，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叫他名字。
“陈东。”
他停下脚步，转身看见沙瑞金站在办公室门口，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身后跟着秘书。两人隔了五六步远，没有寒暄，也没有走近的意思。
沙瑞金看着他，目光沉稳，“有些事，不是你一个人在扛。往前走，别回头。”
说完，他转身进了办公室，门轻轻合上。
陈东站在原地，没动。这句话很轻，说得也慢，可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进脑子里。他没点头，也没回应，只是把左手插进裤兜，指尖碰到那支钢笔的笔帽。过了几秒，他转过身，继续往电梯方向走。
回到办公室，他把包放下，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抽屉，拿出一个新的档案袋。封面空白，他拿起笔，在上面写下六个字：“周德海案·第二阶段”。字写得稳，一笔一划都很清楚。
他把档案袋放在桌中央，又调出近三日的工作记录。一条条看过去：税务稽查完成初审、财政拨款流向重新启动核查、两家关联企业被纳入协查名单、信访件中冒用专案组名义的情况已移交内审——五项之前受阻的工作，四项已有进展，全部集中在过去二十四小时内。
他关掉电脑，站起身走到窗边。
阳光照进来，落在办公桌上那枚袖扣上，反出一点微光。楼下院子里，几个民警正在交接班，有人骑车出门，有人提着饭盒走进食堂。一切如常，没人知道楼上这个人刚刚接到了一句分量极重的话。
他深吸一口气，又缓缓吐出来。
这几天压在胸口的东西，好像松了一点。不是全没了，毕竟赵立春的人还在暗处，周德海背后牵扯的线也远没查清。但他现在知道，自己不再是一个人在查这个案子。有人在上面顶着压力，有人在背后疏通环节，有人用一句话挡住那些想借题发挥的声音。
这种感觉，他很久没体会过了。
小时候父母还在时，家里虽然穷，但从不怕事。母亲教语文，有个学生家长想让孩子当班长，拎着礼盒上门，她直接退回去，说：“班干部是选出来的，不是送出来的。”父亲在会上发言也从来不绕弯子，哪怕得罪领导也照讲。那时候他觉得，只要站得正，就不怕影子歪。
后来出了事，他才知道现实没那么简单。
可现在，那种久违的踏实感又回来了。不是因为证据多了几份，也不是因为阻力小了，而是因为他明白，有一股力量正和他站在同一边。这股力不张扬，不出声，但它存在。
他走回座位，重新打开电脑。
屏幕亮起，首页弹出待办事项列表。他一条条往下看，目光停在“调取山水庄园消费记录”这一项上。这项工作之前被文旅厅以“涉及商业隐私”为由拒绝配合，现在要不要再发一次协查函？他想了想，鼠标移到“优先级”栏，点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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