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刑日，龙江码头。
晨雾如惨白的裹尸布，笼罩着江面。
码头空旷处已搭起高台，四周甲士环立，枪戟如林，所有滞留金陵的外邦使团——沙俄的戈杜诺夫、荷兰的范·德·卢因、日本的织田义信，皆被“礼请”至观刑区最前列，无人敢言语。
鼓声擂响，沉闷如雷。
礼部官员宣旨的声音穿透雾气：“……英夷斯坦福、卡维尔等，以使节之名，行谋逆之实，进毒于御前，戕害皇嗣，罪证确凿，十恶不赦……依《皇唐刑统》，谋逆大恶，凌迟处死。钦此！”
当“凌迟”二字被通译颤声译出时，各国使团反应不一，但身体俱是一抖，随后被人强迫看向刑场。
斯坦福与卡维尔被拖上高台，他们早已魂飞魄散，绳索捆缚的躯体软如烂泥，唯有眼中残留着濒死的茫然。
他们或许至死都无法真正理解，一桩“高尚的药品贸易”，为何会招致如此酷烈的，远超商业逻辑的惩罚。
行刑的过程恐怖悚然，当一切终于停止，两颗面目全非的头颅，被高高悬于码头新立的木杆之上，下方贴着盖有刑部大印的罪状。
那空洞的目光，永远望向江面来船的方向。
船长安德鲁斯被单独押至台下，他虽未被捆绑却面色惨白，双腿抖得无法站立，几乎是被两名军士架着。
一名监刑官走到他面前，字字珠玑，刺入他耳中：“看清了，你的性命是陛下让你带回消息的代价。
滚回你的国度，告诉你的国王和东印度公司：此即为‘鸦片’与‘谋逆’在大唐的终点。
若再有一钱此毒靠近海疆，下次悬在这杆上的，便是尔国战舰的桅杆，与更多人的头颅。滚！”
安德鲁斯被扔上一艘随行的小艇，解缆，推入江心。
他瘫在船底，最后一次回头，望向码头高杆上那模糊可怖的黑点，以及观刑区中同僚们死寂的身影。
长江浩荡，冷雾弥漫，来时满载着黄金幻梦的航道，归途只剩彻骨的寒潮。
码头上的血腥气久久不散，各使团在沉默中被“护送”回馆驿。
..................
自定业四年，多尔衮决意“西进求生”以来，这支以八旗残部为骨架、吸收漠北失势台吉、冒险那颜以及早期渗透的哥萨克散兵游勇的混合体。
便在苦寒的西伯利亚荒原上，上演了一场残酷高效的逆向扩张。
八旗严密的军事社会组织，与哥萨克“自治-劫掠-服役换土地”的特性，产生了奇异的社会反应。
他们对火器的理解得益于，从前明手中缴获及后期艰难仿制火器，与骑兵战术的结合，在面对沙俄稀疏落后的远东据点时，往往形成碾压。
以赫图阿拉为起点，他们首先整合了黑龙江流域，残存的野女真部落及部分达斡尔人。
随后北上，击溃并收编了外兴安岭至勒拿河中游的鄂温克、雅库特等部族，获得了初步的兵源与向导。
紧接着，矛头直指沙俄建立在勒拿河、叶尼塞河流域的关键堡垒——雅库茨克、布拉茨克等。
这些堡垒守军稀少补给漫长，在满清-蒙古-哥萨克联军，灵活的围攻与劫掠补给线下，纷纷陷落。
至定业十五年左右，其实际控制区已西抵叶尼塞河中下游，北至中西伯利亚高原南部，南接漠北蒙古形成缓冲或羁縻，东隔黑龙江大唐称阿穆尔河。
与大唐新设的黑龙江都司遥遥相望。地盘相当于数百万平方公里，但有效统治区域多沿河川要道，广袤的内陆仍是部落与荒原的天下。
这一时期的多尔衮展现了，惊人的实用主义。为了维持统治和扩张，他不得不极度依赖，随军北迁的辽东汉民。
不仅是作为农耕基础，在有限的河谷中耕种，更是作为官僚、工匠、医师等专业技术人才。
汉官多为前明降官，或不得志的士人处理文书、税赋、民政，汉匠负责维修火器、打造工具、建筑“屯堡”“旗城”。
这使得汉人在这个新生“北清”政权中，地位急剧上升，几乎与满人核心阶层持平，共同构成统治集团的上层。
蒙古诸部与哥萨克则成为，军事扩张的先锋与翼骑，以其机动性和悍勇换取战利品、草场。
他们处于第二梯队，享有一定自治权，但需服从八旗调遣。
最底层则是被征服的西伯利亚土着居民，以及大量俘获的沙俄移民、士兵及其家属。
他们中“听话”的被编入“新附籍”，承担最苦的劳役，反抗者则面临残酷镇压，动辄屠村灭寨。
更令人侧目的是掳掠人口并将其作为“奴隶”或“罪囚”，通过黑龙江沿岸的隐秘渠道，贩卖给对岸大唐的辽东开发机构，已成为“北清”一项重要的财政来源，以及清除不稳定因素的手段。
大唐朝廷对辽东开发所需巨量劳动力，心知肚明，在皇帝未明确反对的情况下，各地藩司、督垦官员对此类“北货”往往睁一只眼闭一眼，甚至暗中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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