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东京的夏天闷热而漫长。
家驹已经能坐起来了。护颈还戴着，硬邦邦的白色塑料卡着下巴，转头的时候整个身体都要跟着转。骨痂愈合得不错，医生说再戴一个月就可以拿掉。他靠在床头，面前放着一本摊开的乐谱，铅笔夹在手指间，写写停停。窗外的蝉叫得人心烦，他放下笔，对家强说：“去睇下Haylee。”
走廊很长，轮椅的轮子碾过地面，发出细碎的声响。家强推得很慢，怕颠到他。电梯在七楼停下，门开了，走廊里的灯光是暖白色的，和楼上的冷白光不一样。家强敲了敲门，Haylee妈妈来开的。看到家驹，她的眼神动了一下，那里面有心疼，有感激，还有一种说不清的复杂。
“阿姨。”家驹叫了一声。Haylee妈妈点点头，侧身让开。“入嚟啦，佢醒紧。”
乐瑶靠在床头，枕头垫得很高。她的头发长了，披在肩上，脸色比上个月好了很多，嘴唇有了一点血色。看到家驹进来，她的脸上浮起一个笑容。那个笑容很快，很标准，嘴角弯上去，露出几颗牙齿，眼睛也弯了一下，但很快就回到了原位。像一个训练有素的接待员，面对一个重要的客人。
“家驹哥，你好呀。”她的声音不大不小，不紧不慢，“多谢你嚟睇我。我好咗好多啦。”
家驹看着她，没有说话。
她的手指交叠放在被子上，很安静，很规矩。以前她会在他说话的时候揪被角，会在线头里绕手指，会在他说到什么好笑的事情时用被子捂住嘴笑，眼睛弯成月牙。现在她的手一动不动，像一件被摆放整齐的物品。她的目光落在他脸上，但好像没有落在任何一个具体的地方。她看的是他的方向，不是他。
“好返就好。”他说。声音很轻。
她点了点头，那个笑容还挂在脸上，不多不少，刚刚好。“你都要好好休息。”她说。然后她的目光移开了，移到窗台上那盆绿植上，移到输液架上，移到任何一个不用和他对视的地方。
他想起那天晚上，她站在阳台上，隔着栏杆问他：如果有一天你还是我，但是你会发现我们之间没有连接点了，会不会很奇怪？他那时候没有听懂，问她这是什么问题。她说没什么，乱想的。现在他懂了。那个连接点，断了。
“你好好休息。”他说。她转回头来，又笑了一下。“嗯，你都要。”家强把他推出去的时候，在走廊里停了一下。“阿哥？”家驹没有回答。过了很久，他说：“返去啦。”
走廊的灯是暖白色的，很安静。他靠在轮椅上，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握过吉他，写过旋律，在旋转木马里捧过她的脸。现在它们放在膝盖上，什么都没有握。
七月下旬，黄丽清拿到了Amuse公司的工伤赔偿。一张支票，金额是.3美元。不是整数，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是日本人做事的风格。另一张是伤残年金，美元。她把两张支票看了一会儿，折好，放进信封里。然后在离职申请表上签了自己的名字。笔尖落在纸上的时候，她的手没有抖。
办理离职那天，她把自己工位上的东西收拾干净——一个马克杯，一本笔记本，几支笔，一包纸巾。装进一个纸袋子里，拎着走了。走到电梯口的时候，她回头看了一眼。走廊很长，日光灯一排一排地亮着，和来时一样。她转回头，按了电梯。
后来她成了家驹的私人助理。是他主动提的，她说好。没有多余的话，没有眼神的交汇，没有心跳加速。只是工作。
她帮他安排行程，整理文件，接打电话。做得很好，不出错，不多余。她总是穿着得体的衣服，头发梳得很整齐，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微笑。她叫他“家驹哥”，声音不大不小，不紧不慢。她把他的日程安排得井井有条，从不会迟到，从不会忘记任何一件事。她做得很好的。什么都很好。只是不会产生感情波动，不会有生理反应，不会有情绪变化。
对外，他们已经分手了。是家驹提出来的。他对兄弟们说，两个人因为性格不合，已经和平分手。后来再也没有人问过。
九月的东京，大阪音乐会终于举行了。场地比原计划的小了一半，安保多了三倍。家驹坐在舞台侧面的椅子上，护颈已经拿掉了，但还不能有大动作。他唱了《海阔天空》，唱到“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的时候，台下有人哭了。他看着那些举起来的灯牌，看着那些挥动的手臂，想起她说过：这首歌一定会成为永远的经典。她说对了。她总是说对的。
黄丽清站在侧台，手里拿着他的水杯和毛巾。灯光打在她脸上，她的表情很平静，像在看一场与自己无关的演出。
十一月，香港，创作人音乐会。这是事故之后家驹第一次在香港公开演出。上台前，他在后台坐了很久，手里握着那枚被他摸得发亮的拨片。黄丽清站在门口，没有进去，只是看着时间，在还有五分钟的时候敲了敲门。“家驹哥，准备上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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