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聊着天，戴安娜带着沈易来到她的房间。
她的房间并不像庄园其他地方那样宏伟庄严，反而更像一个温馨的私人堡垒。
墙上贴着淡雅的碎花壁纸，靠窗的书桌上堆着基金会的文件和各种艺术画册，沙发上随意搭着一条柔软的羊毛披肩。
最引人注目的是壁炉架上的一排相框——
不仅有与家人的合影，更多是她深入社区、与孩子们互动的瞬间，每一张都洋溢着真实自然的笑容，与外界熟知的“斯宾塞小姐”标准肖像截然不同。
“你看，”戴安娜走到窗边，望着外面幽暗的庭院，声音轻柔，“基金会的工作让我接触了很多不同的人生。
有时候在那些狭窄的公寓里，听着单亲妈妈讲述生活的挣扎，或者陪养老院的老人喝茶……
我会突然觉得，这间房间，甚至整个奥尔索普，都像一个过于精致而安静的梦。”
她转过身，背靠着窗棂，光影勾勒出她优美的轮廓：
“但这‘很好’的生活，沈，很多时候是用‘必须优雅’、‘必须得体’换来的。
就像站在一个永远平衡的跷跷板上，稍有不慎，就会让家族蒙羞，让那些等着看我笑话的人称心如意。”
沈易没有立刻回应，而是缓步走到壁炉架前，目光落在一张照片上——
那是戴安娜在香江，站在易辉大厦的落地窗前，回头看向镜头，眼中带着初抵东方的好奇。
“跷跷板……”沈易拿起那个相框，指腹轻轻擦过玻璃表面，“但你现在，已经不只是站在上面保持平衡了。
你在试图改变这个游戏的规则，甚至，亲手建造一座新的、更稳固的桥。”
他放下相框，目光深沉地看向她：
“这才是你‘很好’的生活里，最不为人知也最耗费心血的部分，对吗？
不是那些掌声和报道，而是在每一个不被看见的深夜，独自权衡、坚持，甚至对抗。”
戴安娜的睫毛轻轻颤动了一下。
这简短的几句话，精准地刺破了她优雅从容的表象，触达了她从未对人言说的内心——
那种深植于血脉的孤独责任感，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精神消耗。
“你总是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她轻声说，语气里有被理解的震动。
这震动如此之深，竟撬开了她严防死守的心门。
“所以我一直很害怕，沈。”她忽然开口，声音飘忽起来，主动滑向了那个禁忌的话题。
“害怕任何‘有条件’的爱……就像我母亲。
她最终失去了所有，包括留在我们身边的权利。
我拼命想做好一切，就是怕那份温情也会像对她一样，随时消散。”
她走到沙发边坐下，拍了拍身旁的位置。
沈易走过去坐下，距离适中，保持着绅士的风度，但空间的私密性让气氛自然变得亲近。
“有时候我在想，”戴安娜抱着一个靠枕，目光有些失焦。
“如果我按照他们设定的剧本，戴上王冠，成为‘王妃’，生活会简单得多。至少，所有人都会满意，除了我自己。”
“然后呢？”沈易的声音很平静，却有种引导思考的力量。
“一个连自己都无法满意的戴安娜，真的能长久地扮演好让所有人都满意的角色吗？
裂缝只会在完美的面具下越来越深，就像你母亲当年……”
他适时止住，但戴安娜明白他的意思。
她母亲的婚姻悲剧，是斯宾塞家族乃至整个贵族圈心照不宣的伤口。
戴安娜的母亲——弗朗西斯·尚德·基德，婚前名为弗朗西斯·露丝·罗奇，出生于英国贵族家庭。
她的故事是一场激烈且具有时代代表性的离婚大战，其过程堪称悲剧。
1954年，18岁的弗朗西斯嫁给了时年30岁的约翰尼·斯宾塞勋爵（也就是第八代斯宾塞伯爵）。
这场婚姻被认为是完美的贵族联姻，双方家世显赫。
婚后，他们育有五个孩子，四个女儿和唯一的儿子。戴安娜出生于1961年，排行第三。
这段婚姻并不幸福。斯宾塞伯爵性格保守、刻板，而弗朗西斯则更加活泼、情感丰富。两人渐行渐远。
1967年，弗朗西斯与富商彼得·尚德·基德发生婚外情。这在当时的贵族社会是极大的丑闻。
更惊世骇俗的是，她决定抛弃家庭和贵族头衔，与彼得私奔。
这一行为被视为对贵族礼教和责任的彻底背叛，使她成为了圈内的“弃儿”，承受了巨大的社会压力和谴责。
离婚过程极其痛苦和公开。斯宾塞伯爵为了争夺子女的监护权，不惜在法庭上公开弗朗西斯的情书。
在当时的法律和社会观念下，作为“过错方”且是母亲的弗朗西斯处于绝对劣势。
最终，她失去了所有四个孩子的监护权。
这在当时并不罕见，但对母亲和孩子来说都是巨大的创伤。
戴安娜当时只有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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