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记忆的解剖室
会议室里只有一张长桌，十二把椅子，和一面单向玻璃。
玻璃另一侧是观察室，坐着来自十七个国家的观察员、联合国代表、以及三个基因异常者组织的代表。他们能看到会议室里的一切，但会议室里的人看不到他们。
这是“基因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第一次非正式筹备会议。模仿南非种族隔离结束后的真相与和解模式，但调整了核心原则：不是简单的“坦白换取赦免”，而是“揭露真相以建立信任基础”。
庄严坐在长桌的一端。他面前摆着一份文件，封面印着“阿尔法项目：受试者名单（第一版）”。文件厚度超过五厘米，里面有217个名字，每个名字后面跟着详细的追踪记录——出生日期、基因特征、成长轨迹、甚至包括性格评估和人生选择预测。
彭洁坐在他右边，已经翻到了第89页，手指停在一个熟悉的名字上。
苏茗坐在左边，盯着文件封面，没有打开。她知道打开后会看到什么——她自己的名字，她女儿的名字，可能还有更多她认识的人。
“我们有三小时。”会议主持人是前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高级顾问，恩科西·姆贝基，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声音温和但不容置疑，“三小时后，这份名单将向媒体公布。在这之前，我们需要决定两件事：第一，公布的范围和方式；第二，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和运作原则。”
他看向庄严：“庄医生，作为名单上的一员，同时也作为推动公开真相的关键人物，你的意见是什么？”
庄严的手放在文件上。他能感觉到纸张的温度，仿佛那些名字在发烫。
“全部公开。”他说。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全部？”苏茗转过头，“包括那些不愿被公开的人？包括那些直到昨天还以为自己过着正常生活的人？”
“如果我们选择性地公开，就失去了‘真相’的意义。”庄严的声音很平静，“痛苦的真实在于它的完整性。我们不能只揭露一部分真相，然后假装其他部分不存在。”
彭洁翻到文件最后一页，那里附着一张图表：217个受试者中，有43人已经去世（包括自然死亡和“意外”），112人明确表示愿意公开，38人态度模糊，24人强烈反对。
“反对的24人中，”彭洁念道，“有9人正在担任敏感职位——政府官员、军方人员、大型企业高管。他们担心公开会影响职业生涯甚至人身安全。”
“还有7人是未成年人。”苏茗补充，“根据法律，我们需要他们监护人的同意。但其中4人的监护人本身也在名单上，并且反对公开。”
恩科西记录着这些信息，然后抬头：“在南非，我们面临过类似困境。有些人愿意站出来讲述自己遭受的折磨，有些人宁愿把记忆带进坟墓。我们的原则是：尊重每个人的选择，但确保整体真相不被掩盖。”
他顿了顿：“对于基因真相，我有一个建议：分层公开。”
“分层？”庄严问。
“第一层：公布项目的存在、时间跨度、主要负责人、核心目的。这是所有公众有权知道的基础事实。”
“第二层：公布受试者总数、年龄分布、地理分布等统计数据，但不涉及具体身份。”
“第三层：建立可查询的加密数据库。任何想要知道自己是否在名单上的人，可以通过基因检测验证身份后查询自己的记录。同时，愿意公开自己故事的人，可以选择将自己的部分或全部记录公开。”
恩科西看着三人：“这样，我们既保护了个人隐私，又确保了历史的透明。更重要的是，它给予每个人选择的权利——选择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
会议室陷入思考。
单向玻璃后面，观察员们也在低声讨论。一个基因异常者代表——一个失去双臂的年轻女性，她的基因缺陷导致肢体发育异常——通过麦克风发言：“我同意分层方案。但我们还需要第四层：问责机制。知道真相只是第一步，我们需要确保制造这些真相的人承担后果。”
“丁守诚已经去世，赵永昌在服刑。”苏茗说。
“但项目持续了四十年，参与者不止他们两人。”女性代表的声音很坚定，“有医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了实验样本，有研究人员明知违规却选择沉默，有资本明知风险依然投资。如果只是公布名单，而没有理清责任链条，那么‘和解’就会变成‘遗忘’的华丽外衣。”
庄严想起李卫国日记里的那句话：“我们都是棋盘上的棋子，区别在于，有的棋子知道自己被移动，有的以为自己在自由行走。”
“我提议增加一个子委员会，”他说，“专门负责调查责任归属。不是刑事审判，而是伦理审查——明确哪些行为越过了红线，哪些选择在当时环境下情有可原，哪些是明知故犯。”
恩科西点头：“这可以纳入委员会职权范围。但我们需要明确的界限：审查的目的不是惩罚，而是建立新的伦理标准，防止历史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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