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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九时，廖磊的部队突破日军镇镜山西侧防线。
上午十时，陈诚的部队在三斗坪江岸建立滩头阵地，开始向纵深发展。
上午十一时，园部和一郎接到战报，脸色铁青，一言不发。
他面前摊着宜昌城防图。城中央，中央银行那面残破的军旗，还插在原处。
而他派去攻打中央银行的那个联队，已经被堵在中山路上，寸步难行。
两支援军，像两把烧红的烙铁，正在从西北和东北两个方向，烫进日军防线的软肋。
宜昌城内的巷战还在继续，但他已经清楚地知道。
这场仗，他赢不了了。
宜昌城内，中央银行废墟。
陈实靠在断墙上，闭目养神。
他已经很久没睡了。
睡着的那一小会儿，他总能梦到不该梦到的东西。
超越这个时代的高楼大厦和现代基建，以及那个和平安宁、人人都能吃饱穿暖的新中国。
那里的生活多么美好啊，没有战乱，没有硝烟，更没有死亡。
以前他不觉得那平常的一切有多珍贵，直到来了这里，他才明白，来之不易的和平有多美好，多珍贵。
“军座！”
吴求剑从废墟堆里钻过来，满脸是汗，呼吸急促，声音都在发抖：
“军座，你听！”
陈实的梦醒了，他睁开眼。
他听见了。
不是城内的枪炮声。那些声音太近了，近得像自己的心跳。
是城外。
西北方向，隐约传来隆隆的炮声，比日军的重炮更沉闷，更密集。
那是——
那是广西部队的山炮。
东北方向，江风送来另一种声音。
那是重机枪的连射，密集如暴雨，持续时间极长。
那是陈诚嫡系部队的捷克式轻机枪，一个点射就是二十发。
两股声音，一左一右，正在向宜昌城合拢。
陈实撑着断墙站起来，他的左臂脱臼后自己接上了，还肿着，每动一下都钻心地疼。
但他顾不上了。
他走到破损的窗口，望向西北。
镇镜山方向，硝烟比刚才更浓了。
那不是日军炮击的硝烟，炮弹爆炸是黑烟，而那里，是白烟混合着黄土，是步兵冲锋扬起的尘土。
他又转向东北。
江面上，炮艇的轰鸣声明显稀落了。
取而代之的，是更密集、更杂乱的枪炮声。
那是两军交织在一起、正在近战肉搏的标志。
“援军……”吴求剑声音哽咽，眼眶通红，“军座，援军来了！陈长官来了！廖司令来了！”
陈实没有说话。
他扶着窗框，望着那两个方向，久久不动。
二十一天。
他们等援军，等了二十一天。
每一天都有人倒下，每一天都有人在临死前问他：“军座，援军啥时候到？”
他说快了。他说再坚持一下。他说援军就在路上。
他不知道他们信不信。
他只知道，每一个这样问他的士兵，最后都死在了阵地上，死在了等待援军的路上。
现在，援军真的来了。
可那些问过他的人，大部分已经看不见了。
吴求剑还在旁边絮絮叨叨：“军座，陈长官亲自带兵渡江！廖司令把鸡公岭拿下来了！咱们有救了！咱们能活着出去了！”
陈实转过头，看着这个跟了自己十几年的老部下。吴求剑满脸是泪，又哭又笑，像个孩子。
“老吴，”陈实说，声音很轻，“你还记得吗，咱们从淞沪撤退的时候，你说过一句话。”
吴求剑愣了愣：“我说啥了？”
“你说，‘军座，我跟你打了这么多年仗，从来没输过。’”
吴求剑想起来了。
那是1937年11月，淞沪会战撤退的路上。
他带着弟兄们跟着陈实，踩着泥泞的田埂，从鬼子的包围圈里钻出来撤到金陵。
那时候四周全是溃兵，天上全是敌机，他以为自己要死在那儿了。
那时他说：“军座，我跟你打了这么多年仗，从来没输过。”
“这次也不会输。”
陈实看着他，嘴角扯出一个很淡的笑容。
“这次，也没输。”
消息传遍整个中央银行废墟。
传令兵在各个掩体、弹坑、断墙之间穿梭，压低声音传递着那个让所有人心脏狂跳的消息：
“援军来了！陈长官打到江边了！廖司令拿下鸡公岭了！”
疲惫到近乎麻木的士兵们，一个接一个抬起头。
一个失去右臂的老兵，用左手攥紧了步枪。
一个双腿被炸断、已经躺在地上等死的年轻士兵，突然挣扎着要爬起来，嘴里喊着：“我要见军座！我还能打！”
一个满脸绷带、只剩一只眼睛露在外面的机枪手，把战友的尸体从机枪旁挪开，自己架了上去。
没有人欢呼。
没有人力竭声嘶地喊“万岁”。
他们只是沉默地，把最后一排子弹压进弹匣，把最后一颗手榴弹放在手边，把刺刀装上枪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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