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府试的第三场策论考到后半夜，贾宝玉的眼皮重得像坠了铅。他用指甲掐了掐掌心，疼意让视线清明了些，才看清草稿上“苏杭漕运积弊”几个字已经被墨渍晕染，像幅模糊的水墨画。考篮里的水囊空了大半，他仰头灌了口凉水，冰凉的液体滑过喉咙，激得他打了个寒颤——这才想起，今早出门时黛玉塞给他的暖手炉，不知何时已经凉透了。
“沙沙”的落笔声在寂静的贡院里此起彼伏，像春蚕在啃食最后的桑叶。隔壁号舍的柳砚又在咳嗽，咳得比前两夜更凶，想来是昨夜受了寒。贾宝玉摸出考篮底层的风寒药，是临行前紫鹃硬塞给他的，说“林姑娘怕你在贡院里冻着，特意让太医配的”。他把药瓶从号舍的缝隙里递过去，压低声音：“用温水送服，能顶些用。”
柳砚接过药瓶时，手指烫得惊人：“谢……谢你。”他的声音带着浓重的鼻音，“我娘说，这药贵得很，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我体子好，用不上。”贾宝玉笑了笑，“你可得撑住，考完了还得请我吃松鼠鳜鱼呢。”
柳砚低低应了声，那边很快传来倒水声。贾宝玉重新握住笔，策论的“解弊之策”才写了一半。他想起林如海笔记里的话：“漕运之难，不在运粮，在‘三难’——官吏盘剥难禁，水匪劫掠难防，南北价差难平。”这“三难”像三座大山，压得漕工喘不过气，也压得江南百姓税负日重。
该从哪里入手破局？他在草稿上画了个圈，圈住“官吏盘剥”四个字。去年在扬州，他亲眼见过漕运官验收粮船时，明明足额的粮食，硬说“潮了三成”，逼着船家补了银子才肯放行。那船家是个白发苍苍的老汉，从怀里掏出个油布包，里面是层层包裹的碎银，手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
“需设‘漕运监督司’，由皇帝直接委派御史掌管，不受地方官节制。”他提笔写道，笔尖在纸上划出深深的痕迹，“每船粮米都要‘双秤核对’，地方官与监督司各执一账，回京后交由户部比对，有差池者立查。”这主意一半来自林姑父的批注，一半是他从《明史·食货志》里看来的——洪武年间曾设过类似的机构，后来因勋贵阻挠才废止。
写到“水匪劫掠”，他忽然想起贾政处理过的案子：江南水匪与漕运官勾结，劫了粮船分赃，最后却让几个小喽啰顶了罪。便又添道：“可仿‘戚继光抗倭’之法，在漕运沿线设‘水营’，由退伍老兵驻守，饷银从漕运节省的耗羡中支出，既保了粮船，又安了老兵。”
油灯芯“噼啪”爆了个火星，溅在他手背上。他浑然不觉，眼里只有纸上的字。这些字不像诗词那样风花雪月，却带着沉甸甸的分量，每个笔画都连着百姓的柴米油盐。他忽然明白，黛玉为何总说“策论要写得实在”——因为这纸上的每句话，将来都可能变成百姓头上的政策，写得虚了，苦的是苍生。
“咚——”更夫敲了三更的梆子，震得号舍顶上的灰尘簌簌往下掉。贾宝玉揉了揉发酸的手腕，发现袖口已经磨破了，露出里面的棉絮。这还是去年黛玉给他缝的长衫，当时她说“考场上要体面些，别让人笑话荣国府的公子”，针脚密得看不见线头。此刻棉絮蹭过纸页，倒让他想起潇湘馆的芦花，白花花的一片，看着软，却能挡风。
柳砚那边忽然没了动静，只有粗重的呼吸声。贾宝玉心里一紧，刚要开口，巡场官的靴子声已经从甬道那头传来。那官爷提着盏气死风灯，灯光晃过柳砚的号舍，停住了：“怎么回事？病了？”
“回大人，有点风寒，不碍事。”柳砚的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
巡场官“哼”了一声：“撑不住就别考，别在这儿占着茅坑不拉屎。”说着就要走，却瞥见贾宝玉的草稿，脚步顿了顿，“荣国府的公子？倒不像个只会吟风弄月的。”他弯腰看了看“双秤核对”的条款，忽然道，“这法子要是真能推行，你家老爷子在工部也能松口气。”
贾宝玉心里一动，这巡场官看着面生，却知道贾政在工部任职。他刚要细问，官爷已经提着灯走远了，只留下句：“好好写，别辜负了这纸笔。”
柳砚的咳嗽声又起，这次却轻快了些：“刚才那是……赵御史？我在京城见过他，是个清官。”
贾宝玉点点头，忽然觉得这贡院里的寒夜也没那么难熬了。至少还有人懂这些策论的分量，还有人盼着能有真正利国利民的法子。他重新拿起笔，继续写“南北价差”——江南米贱，北方米贵，漕运本是为了平抑物价，却因层层盘剥，反而让北方米价更高。
“可在淮安、徐州设‘常平仓’，丰年时低价收江南米，歉年时平价卖给北方，差价由朝廷补贴。”他写道，“仓管员从寒门学子中选拔，三年一换，政绩好的直接推荐参加科举，既保证了粮仓清白，又给了寒门出路。”这是他和柳砚闲聊时想的主意，柳砚说“寒门学子缺的是机会，给个盼头，谁肯贪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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