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国府的天还没亮透，东方刚泛起一抹鱼肚白，怡红院的灯却已亮了两个时辰。贾宝玉将最后一叠策论稿码齐，用红绳仔细捆了三道，指尖划过纸页边缘——那些被反复修改的褶皱里，还留着昨夜墨汁未干时的潮气，混着案头艾草的清香，像极了他此刻的心情，既有几分紧张，又透着沉甸甸的踏实。
“都妥当了？”贾政的声音从门口传来，带着晨起的沙哑。他穿着件石青色常服，手里提着个食盒，见宝玉回头，便把食盒往案上一放，“你母亲让厨房蒸了些糯米糕，说‘吃了黏糊，能把学问都黏在脑子里’。”
宝玉笑着打开食盒，里面的糯米糕还冒着热气，上面撒着层细细的白糖。“多谢父亲。”他拿起一块，却没立刻吃，而是指着案上的策论，“这几日按李御史的指点，把《民生策》里的‘减税’改成了‘分等减税’——亩产不足三石的田，今年免三成；亩产超五石的，只免一成，这样既不伤国库，又能帮到真穷的农户。”
贾政拿起那篇策论，指尖划过“分等减税”四个字，见下面还附着张“亩产分级表”，用朱笔标着“山地、水田、旱地的不同标准”，甚至连“新垦荒地前三年全免”都写得清清楚楚。他忽然想起半年前，这孩子还分不清“两”和“钱”的换算，此刻却能把田税算得比账房先生还细，嘴角忍不住向上扬了扬：“李御史说‘策论要像账册，一分一毫都不能错’，你这篇，够格了。”
窗外的天光渐亮，照见案头堆成小山的书册。最上面的《历代策论精选》里，夹着张宝玉手绘的“考官偏好图”：李御史标着“重实务，恶空谈”，旁边记着“喜引《农政全书》”；副考官王侍郎标着“重典故，需引史例”，下面注着“曾夸过汉代赵过的代田法”。这些都是他托柳砚打听来的底细，密密麻麻写了三页纸。
“柳砚今早派人送了这个来。”贾政从袖中掏出个布包，里面是块墨锭，刻着“文星高照”四个字，“他说这是他父亲当年考秀才时用的，沾了点喜气。”
宝玉接过墨锭，入手温润，是块好松烟墨。他想起柳砚昨日来看他时说的话：“府试考的不是谁记得多，是谁能把记得的东西，掰碎了、揉烂了，变成自己的。”当时他还在改《刑狱策》，把“偷盗罪”拆成“偷粮食、偷衣物、偷农具”，每种都写了“初犯、再犯、惯犯”的不同罚则，柳砚看了直拍大腿：“就该这么写！让百姓一看就懂，官老爷想徇私都难。”
“父亲要不要再看看这篇《漕运策》？”宝玉翻到夹着船票的那页，上面贴着张从漕运司抄来的“运粮损耗表”，“我把‘每石米损耗不得超过三升’改成了‘每百里损耗不得超过半升’，这样更公平——江南到京城千里路，总损耗就是五升，比原来的三成少了一半还多。”
贾政点点头，目光落在“监督机制”那栏：“设‘漕运御史’随船监督，每日记录收支，这个法子好。”他忽然想起什么，从书堆里抽出本《大明律》，翻到“漕运律”那章，“你把这条‘监守自盗者斩’加进去，更有分量。”
宝玉连忙提笔添上，墨汁落在纸上，晕开的痕迹像朵小小的花。他忽然闻到股熟悉的香气，转头见黛玉端着个食盒站在门口，青灰色的晨光落在她鬓边，衬得那双眼睛亮闪闪的。
“刚从贾母那里过来，”黛玉把食盒放在案上，里面是碗冰糖雪梨粥，“老太太说‘空腹吃甜的犯酸水’，让我给你带点清淡的。”她瞥见案上的策论，伸手拂去页角的墨渍，“这篇《劝学策》里的‘寒门学子资助法’，比昨日又细了些。”
宝玉指着新添的那行：“加了‘县学每月给贫生发两斗米、三文钱笔墨费’，参照了城南义塾的开销，多一文则国库难支，少一文则不够用。”他忽然笑了，“前日去义塾，见那教书先生用沙盘教写字，省了不少纸墨，我把这个也写进去了——‘贫家子弟可借沙盘习字，由官府统一制作发放’。”
黛玉拿起粥碗递给他：“快趁热吃，吃完还要去贡院熟悉考场呢。”她帮他把策论稿塞进考篮，见里面还放着块砚台、两支笔、一方镇纸，都是她亲手挑选的，“笔要记得多蘸点墨，别写半截没水了；镇纸压重点，别让风刮跑了卷子。”
宝玉边吃边点头，忽然想起什么，从袖中掏出张纸：“这是我昨晚默写的《四书》重点，你看有没有漏的？”上面用红笔标着“《论语》中‘为政以德’可引在吏治策”“《孟子》‘制民之产’适合农桑策”，都是周大人特意圈过的考点。
黛玉接过纸，指尖划过“《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句，见旁边写着“可用于结尾，升华一下”，忍不住笑道：“周大人说你‘策论扎实有余，文采稍欠’，原来你记着呢。”
“可不是嘛，”宝玉喝了口粥，“他让我在每篇策论结尾，都引句古人的话，既显学问，又有余味。比如《农桑策》结尾用‘仓廪实而知礼节’，《吏治策》用‘其身正，不令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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